拯救流浪汉：一场满足自我的慈善

 

露宿街头的流浪群体，往往是城市难以消化的顽疾。凭借着满腔热血，记者步野向一位流浪汉伸出援手，却将他拽入更糟糕的处境。

故事时间：2014 – 2020年

故事地点：广西

2014年4月，我接到新闻爆料人黄老师的电话。他在码头见到一个流浪汉，自称退伍军人，嘴角有疑似枪伤，会背唐诗数首，“这样的流浪汉，我第一次见，你看看能不能采访？”

听到消息，我立即赶去。那时，我新闻专业毕业三年，在广西下属某市一家小报做记者，对社会充满好奇，深信新闻可以改变很多事。

在滨江公园的石墩上，斜坐着一个瘦小的老头，尖嘴、瘦脸、乱发，像是一只困倦的老猴子。我上前搭话，起初他对答如流，自称李众，1954年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教授，“反右”时跳河自尽。母亲带着姐姐、他、妹妹到西南小城求生存，在市医院做护士，子女均随母姓。

高中毕业后两年，李众参加自卫反击战，职务连长，受伤后退出战场，与担架队一云南籍女队员结成夫妻，在云南省某橡胶农场做工人，有个女儿。他有姑姑是华东某省会城市党校副校长，姑丈某某是中原某省军区副司令。

我听不清他的话，拿出纸笔让他写出亲属名字，他说：“我手脏，好久不写字了，我说你写得了。”

“还是你自己写吧，免得我写错了不好。”

他接过去，按在膝盖上写起来，写得快，一气呵成，字很有力量。

后来，我问他怎么离开部队，如何沦落街头？他却顾左右言他，只说2012年在云南被车撞坏腿，没法工作，还说户口在市医院，一查就知真假。

我写过不少求助报道，生病住院缺钱的、疑难疾病想找出路的、丢东西了想找回的，写那样的寻常事迹也会掏钱相助，李众这事儿，挺稀罕，我也想弄明白。

第二天，我去医院查李众户口，一路问知医院职工户籍由保安科保管。柜子里拉出木制方格盒子，一格格翻阅，李众的户口本仅一张，纸陈旧，灰色带黄点，独立夹在很多同样陈旧的纸张里，就像李众在人群里一样孤独存在。

“集体户口就这样，她妈妈妹妹迁走了，就他的还在这里。”保卫科科长说。

我复印出李众户口本，写了一份申请材料，拿去街道办民政股咨询，工作人员说这个情况能办城市低保，还能住进公立福利院，让我先给李众办身份证与农行账户。

在辖区派出所，民警问我跟李众的关系。我说没关系，只是帮忙，已咨询过街道办民政股，办理身份证才能申请低保，我拿出记者证，说李众上周来过，你们没理他。副所长说：“这人确实来过，他拿不出证明材料，没法给他办理。”

几天后，我找到李众，一起再去派出所，拍照，交表，签字。

一个多月后，身份证寄到，我又去农行，给李众办了一本存折，把所需资料交到街道办民政股。李众不愿去福利院，先办了城市低保。办好后，我把身份证、存折及密码交给李众，让他定期来我单位旁边的银行网点取低保，有什么也好照应。

我担心他一身邋遢，到银行遭人刁难，拿出一张名片给他，让他需要时，让对方打我电话核实。他要找我就去报社，让门卫打电话给我。

他接下名片，就此告辞。

那些日子我内心畅快，感觉办了件像样事儿。花了几百元钱可是值得。我时常臆想，李众过上温饱晚年，街头流浪够了，再帮他申请养老院，甚至一度萌生，让李众暂住我空置房间的念头。

图 ｜ 李众的字

一天，我接到农行经理的电话：“有个叫李众的，身份证丢了，拿一本烂存折到这里问我们要钱，还要打我们。请你快来看看。”

我吃惊，赶紧跑下楼去现场。李众坐在银行大堂后排金属排椅上，拄着拐棍，一手提着破旧编织袋，走近他，一股腥臊味扑鼻。原来他弄丢了身份证，存折也被水浸得没法用了。我说：“再怎样你也不能打人呀？”

“我没打。”

大堂经理忙跟上来说，他没打，只是拿拐棍吓我们。我跟他说明了情况，向经理与保安致歉，带走李众，去派出所给他挂失身份证，办新的，再去支行总部挂失存折。银行人员问明原委，建议我办卡，不容易浸水，丢失也方便办理，于是为他办了卡。事情走到这一步，我已经花了500多元，不过仍乐意把事情做到底。

这样又过两三个月，期间我进出单位，也常见李众街上走，彼此打招呼。

有一次，我家乡的族弟来，在大码头街边饮酒，见李众坐在“滨江公园”那颗大石头上，距离我们10多米。我跟他打招呼，问他喝不喝啤酒，他说不喝了，你们喝吧。看得出不好意思。烧烤摊老板低声提醒我：“听说他以前是有钱的老板，怎么沦落到这田地，你们可要小心呀。”

我自信比他更懂李众，答应两句，没往心里去。

等身份证、银行卡到手，领到大约三个月低保，我带着李众再去银行，取钱时，他坐在我右边，侧身靠住前台窗口，大声谈论过往，说到云南少数民族风情，哈尼族姑娘，还唱了电影《阿诗玛》的插曲，脚底抖动，敲击地板，如跳迪斯科，神情极欢快。

窗口语音提示按密码，密码是他生日的6位数，我让李众记好。触屏器上，数字随机排列，李众视力差，看了几次，找10个阿拉伯数字都困难。我指给他看，他笨拙地按了几次，没感应，我帮他按了。

每月近400元，3个月的钱到手，我当众点数交给李众，李众接过去，点了数，从中抽出两张百元钞票递给我，表示感谢。我拒绝了。

李众不愿意拿身份证与银行卡，怕丢了麻烦，银行的人也不能保管，街道办的人也不方便拿，他们都建议让我拿。可是我工作忙，不坐班，常出差，一去几天，不能按时取钱给李众；他四处游荡，错开了不好办。

“没关系，迟几天也拿也没什么。”李众说。

我只好拿着。最初取钱都叫他去按密码，后来偶尔我取出给他，告诉他取了多少剩余多少，他每次都说谢谢，工作顺利之类的客气话。几个月后，城市低保涨到400多元，我感觉李众的余生靠这份不断增长的钱，至少饱食无忧，比之前的日子好多了。

然而，每当领钱后几天，我常见他歪歪斜斜穿过马路，手上还拎着没喝完的酒瓶。我试着为他开脱，穷困落魄久了，有点钱，吃吃喝喝也是人之常情，人生到了这地步，吃醉了也许是满足而幸福的事情。

很快，我的幼稚想法被改变。

许多人都知道我帮李众申请低保，有的跟我说，李众有钱后买酒喝得烂醉，还骂人。我不知说什么好，反而担心李众，甚至感到因为我帮他申请低保而加重了痛苦。单位有个同事也跟我说，有个穿得脏脏的老人来找你，说你拿他的钱？我道出实情，她疑惑不解地应了声，不再说话。

那天，我路过单位斜对面的街口，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头绑绷带，手臂吊在胸前，正拄着拐杖慢慢踱步过斑马线，细看果真是李众。后来我劝他别酗酒，他却不承认，说绑绷带是走路摔的。此后我不问他的生活，见面只打招呼。

图 ｜ 李众常活动的河边

2015年春节快到了，我要回老家过节。留意街头数日，不见李众踪影。约有两个月没拿钱给他了。无论如何，得让李众有钱过年。

李众唯一的朋友覃独也住在单位附近老街。因李众的事，我跟他见过，打电话问他，见不见李众。他说偶尔见到，钱可以由他转交。于是我取500块给他，一次取太多，怕李众拿去醉酒挥霍。

覃独跟李众的弟弟是同学，听说与李众一起蹲过监狱。出狱后，覃独骑摩托车载着李众去讨债。对方不还钱，找来一帮人群殴他们。逃跑中两人失联，李众被打伤，仍把覃独的摩托往回推着走，3公里后才见到覃独。有了这场患难与共，李众沦落街头，覃独依旧认他做朋友，不时供给酒肉，也给些生活费。

拿钱交给覃独，我搭亲戚的车回老家了。

半路上，接到单位值班门卫电话：有个叫李众的拿你名片找我们，喝得烂醉，说你拿他的钱，不拿给他用，还要打我们。我说了实情，赶紧给覃独电话，问他为何没拿钱给李众。他说抱歉，还没来得及给。我让赶紧带走李众，把钱交给他。

覃独终于赶到现场，带走李众时通了电话，一场闹剧才收场。我把事情跟开车的亲戚说，深感好心办了坏事。她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不要轻易帮助人。

事情变得复杂而不愉快。想起我曾跟黄老师说过两次，李众的事办好了。第一次，他仿佛听不见，没出声。再见他时又说了一次。他悠悠说：“喔，知道了，你办好事，我应该写文章表扬你。”

春节过后三个月我都没见过李众，直到有一天，接到市民政局的电话：李众跑去救助站住，已经住了一个星期，说我拿他的钱。

我赶忙过去找到他，跟民政工作人员交流李众的情况。他们认为把李众送进养老院最合适，不然以后麻烦更大。我深以为然。不过，进福利院，低保取消，不能喝酒，不能外出。我深知后两个条件李众不会接受。果然，在反复劝说下他暂时同意，被福利院的员工接走后，却半路要求下车。

我不再管李众的事，跟覃独商量，让他保管银行卡与身份证。三人一起去银行，取出卡里所有的钱，当面点清，签了协议。后来覃独也不管他了。

李众有一股固执、不容争辩的性格，任何否认、质疑或者企图改变他的行为，都会遭到他的极端抗争。很久以后我得知，这跟他早年成长有关。李众的继父是酒鬼，常年累月地酗酒打骂，将暴力的种子按进他的身体，后来他忍不住打继父，被后者诬陷，多次关进牢狱，2012年被车撞坏腿后，失去工作的机会，更难融入社会。

回想一下，我还有过和李众做室友的念头，简直难以言喻。

图 ｜ 李众所在城市街景

后来，街道社区给我打电话，最后一次让我去街道民政股，把李众的事情说清楚。我说清了事情，还写了个文字说明，签字。

对方拐弯抹角希望我与覃独能出点钱，帮帮李众，让他过得好一些。我心里笑她不识轻重，说：“该做的能做的我做了，我没办法了。李众流浪多年，你们也知道他户口在医院，办低保或送进福利院是你们的职责，为什么多年没有人去做？大家各司其职，轮不到我一个记者来做。”说完起身走人。

我经常反思，因帮李众卷进这么多人，却没有实际改变他的处境，问题出在哪？

我在网上搜索“流浪汉”，想知道如何帮助露宿街头的流浪汉群体，这时才发现，里面深有门道，光凭着满腔热血是行不通的。

在国内，救助站属于临时性的救助，自愿原则下，一般会帮求助者买车票返乡。对于不愿回家、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员，救助站只能提供一些干粮、棉衣棉裤等物资。合肥市救助站曾在3小时里对近10名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劝说，基本遭拒，没人选择回家，有的甚至拒绝救助。

2016年，一名叫林伯勋的人在广东珠海路遇流浪汉，脱下外套披在了流浪汉身上，被流浪汉以为是蓄意挑衅，发生争执扭打，林伯勋遭对方利器刺伤入院生命垂危。关怀街友（街友，即街头流浪汉之一种称呼）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史晓佳曾建议，关怀街友要尊重他们的意愿、隐私并适当积极引导，注意自身安全。

了解这些之后，回想帮助李众的过程，庆幸自己一直与他平等来往，尊重意愿，更庆幸李众没怀疑过我的初衷，只说我帮他拿钱，没说我要他的钱。

此后，我自知不能再给李众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就有意避开他，避不开时才打招呼，匆匆离去。

2020年4月，我到单位斜对面的餐馆吃午饭，进门就见李众雄踞一张四人座，桌上一份饭菜，一瓶桂林三花，已经喝掉三分之二。我跟他打招呼，他说：“我拐杖被偷了，你帮我买一瓶酒，跟这瓶一样的。”说着，把两张10元钞票丢桌面，“麻烦了”。

我有些不痛快，点了饭菜，还是帮他跑去拐角的巷子里给他买酒。临走时，李众仍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嘴里含糊不清地骂着。

6月5日深夜我下班回家，再次遇见李众，这回我们聊了很久。李众跟我讲述他大半生的机遇与命运，却不再提军队服役的事，说跟前妻是在昆明认识的。他会很多技术，结网打鱼、维修汽车、电焊等，种过橡胶、在粮所做过技术员，任何一段职业或技能，都足以谋生，过着世俗价值观的体面生活，而他最终沦落街头。

凌晨聊天结束后，我看着他穿过黑暗的街道，犹如一个人孤独穿过人生。

前些天，我骑车路过城乡结合部的十字路口，红灯，看见一个光上身，背后皮肤油腻漆黑的身影，慢慢踱步往前走；绿灯，我骑车过马路恰好跟他同向，余光打量，果然是李众，腰间挂着个破旧袋子，跟六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同样的装扮。只是背更驼、人更老，没有拐杖，走路更艰难了些。

当初，我花钱给李众办城市低保，用职务影响带动大家帮助他，想让他有一份够糊口的收入，晚年在福利院善终，却没想到让他变得更惨，最后回到原来的起点。那份城市低保，最近两次见面，他都说没有，很久没有了。

不知该不该查明原因，再帮他一次。

*李众、覃独为化名

– END –

撰文 | 步野

编辑 | 李一伦

                                                                                                     来源 | 真实故事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