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曾经的边远山区初中生，在成年后，我回望自己受教育的历程，意识到对我来说，初中是比高中更加关键的人生阶段。
我是在大学毕业踏上工作之旅后，才渐渐意识到，对我以及我曾经的一些伙伴来说，中考可能是比高考更加残酷而直白的人生分岔点。所以，我求学生涯中最富戏剧的事，也发生在初中。
那是初二的暑假，期末考试后，旁边乡镇的一所中学，突然向我抛来橄榄枝，以免学费的条件邀请我转学，我立马同意了。我预感到事情会比较波折，所以并未取走学习和生活用品，只是托人转告我的老师们，我准备转学了，也将不再参加原来学校组织的暑假补课。
就在我缺席补课的第二天下午，原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和数学老师，齐齐骑着摩托车来了一趟我家。我其实就在楼上，但假装不在，躲过了一场正面交锋。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那天晚上，他们又来了，当时我和奶奶正在门前的空地上乘凉，这下被堵了个正着。
随即是一番长达数小时的轮番劝说，包括与我远在上海的父母通话，承诺免除我的学杂费用，让我进入教师食堂免费和老师一起吃饭，甚至许诺让我搬出24人一间的狭窄宿舍，搬进和单身老师一样居住的单人宿舍。我的家人并不擅长做这样的谈判，所有的决定只能我自己做出。最终，当天晚上，我哭着被几个老师连夜带回了学校。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大山深处的一个普通农村女孩在网友的帮助下完成高中学业，并考取位于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ICphoto 供图）
当然，除了付费进入教师食堂吃饭外，其他条件我都没敢接受。那些条件我并不太在意，真正难以承受的，是老师们的情感攻势，毕竟两年以来，我始终是他们最为关爱的学生。那天晚上回到学校后，我没有直接回宿舍。老师们把一个年轻老师从梦中叫醒，赶去了别的老师那里睡觉，好让我安顿一晚。第二天，我在所有同学起床之前，悄悄坐到了教室。
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当时的痛苦和绝望，某种程度上，我的确是被迫回到学校的，心里并不情愿。在当时的我心里，考上县一中的可能性就这么变得有些渺茫了，而考不上县一中，在我们那里的很多家长看来，也就不用念书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围追堵截，在那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领导每年都会经历一次，经验丰富。大多数时候，他们的劝返都以失败告终。
而要理解这件事，要从理解我们当地的教育生态开始。我老家所在的地方是渝东北一个比较偏远的县，2017年底才整体脱贫，而我家所在的乡（如今已改为镇）则是整个县里最边远的乡之一。
我就读的初中，是乡里的中心小学附属中学。邀请我转学的则是邻镇一所超级中学，在15公里以外，离县城很近，教学口碑声名远播，规模也很庞大，每个年级的班级数量都在15个左右。相比之下，我们乡的中心小学附中称不上有何规模，招生顶峰时也只有4个班，已经好几年升学形势不妙了，有些年份，甚至没有一个同学能考上县一中。
其实我的小学同学，家庭条件不错的，很多在小学毕业时就去了邻镇。我之所以留下来，一是我父母不放心我走太远，二是我入学的2003年，我们乡的学校要办一个重点班了，我的小学老师建议我，留在本乡或许更有利。
办重点班在城里的孩子看来或许天经地义，但在我们那里却是开天辟地的，家长们和学生们都闻所未闻。但或许是升学成绩实在过于难看，这个“划时代”的重点班还真办起来了，入选的学生是学校专门组织的入学考试前50名，这个班的教学班子抽调了学校最精英的老师。同时从初一开始，我们还像初三一样每周免费补课一天。
当时，我们班的教学班子确实称得上精兵强将，语文、数学、历史、政治这样相对基础的学科，都跟初三一样，选的是学校里的教学标兵式老师，而物理、化学、英语之类专业性更强的学科，则都是大专毕业的年轻老师。其他班有的英语老师甚至只有中专文凭，是在工作后跟学生一起开始学习英语的。重点班能在一入学就得到科班出身的老师教学，既幸运，又奢侈。
《矮婆》剧照 导演：蒋能杰
专业青年教师力量的注入，跟当时国家的农业税费改革有关系。我入学读初中的2003年前后，正是中国全面取消“农村税费”的时间，原来由乡镇财政负担的学校拨款，改由教育局统一拨发经费。教师人事调度原本需由教育局、乡镇政府、学校几方协调，后来也统一划归教育局管辖。这一政策带来的改变很明显，此前，像我们那样的边远乡镇小学，所有老师都来自本乡本土，几乎没有流动。但改革后，我们学校则入职了一大批外乡镇甚至城里的大学毕业生。
但即便如此，形式仍然严峻。我入学后的2004年，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学生考上了县一中，2005年再次吃了零蛋。这也是为什么2005年即将升入初三，我却开始考虑转学。身在偏远的乡镇中学，我甚至无从知道，我和城里的尖子生差距到底有多大，连坐标系都没有。那种感觉太令人恐慌了。
后来当我有同学问起，缺课的那两天，我是否是办理转学去了，我一律矢口否认。还有一个同学说起，如果我真走了，她也准备转学。她的剖白并非出于青春情谊，因为我俩的关系实在没有好到那个程度，但我理解她的意思。
后来当我有同学问起，缺课的那两天，我是否是办理转学去了，我一律矢口否认。还有一个同学说起，如果我真走了，她也准备转学。她的剖白并非出于青春情谊，因为我俩的关系实在没有好到那个程度，但我理解她的意思。
实际上，到初二时，我们班作为重点班的名头已经有些名存实亡了。首先，从整个年级上来说，因为学生辍学，4个班合并成了3个班，优选比例变成了三分之一，显得相当寒酸；其次，从初二开始，似乎一夜之间，这些原本的农村尖子生就变成了古惑仔团体。
男生们开始拉帮结派，藏下管制刀具，在巴掌大的校园里打群架，翻围墙出校门，去小树林里喝酒、抽烟；女生们则开始学着飙脏话，拿不多的零花钱打扮自己。不论男生女生，还都开始烫染头发，由原本偷偷摸摸的暗恋，表达心意，变成正大光明要在校园里卿卿我我。而所有的这些，基本前提都是，大家以不爱学习为荣了。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我们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留守儿童，在学校寄读。进入初中是可以独自支配零花钱，彻底脱离祖辈或亲戚微弱管辖力量的开始。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少男少女们全靠自我摸索和同辈力量解决。残酷的校园丛林法则是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强硬的男老师全凭心情体罚学生，让学生面壁，互打手心，得意洋洋；软弱的女老师则被学生欺负，只能求助班主任和校领导维持基本的课堂秩序。而在学生之间，校园里总是流传着，谁又被谁冲到宿舍扇了耳光的事迹。
《少年的你》剧照
我也是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其实是远比课本教学质量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如果说青春期是一个人命运的河流最为躁动崎岖的奔涌阶段，那对我们来说，青春就是洪水在几乎没有河道的山里爆发，只能左冲右突，自寻前路。
而此时，由升学带动的命运齿轮已经开始缓缓转动。从初二下学期开始，伴随着一些学生离开，班上也来了不少学生，有的是跟随父母在外地读打工子弟学校，但无法参加当地中考回家的；有的是在城里沉迷游戏，被家长送到我们那个连网吧和游戏厅都没有的地方来戒网瘾的；还有的，是从附近民办初中转过来的。无论哪种类型，大家共同的特点都是，学习一般，升入一所好的高中希望不大。都需要自寻前程了。
有人以惨烈的方式回答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理解。我有个小学兼初中同学，是小学五年级时被父母从打工的湖北送回老家的。小学毕业时，她曾忧虑地跟我聊起，可能她妈妈不会允许她再读初中了。所幸，她考上了重点班，得到了一个继续读下去的机会。进入初中后，我的这个同学依然很刻苦，名次在班上也一直处于10来名左右，并不算差。
谁也没料到，在初二下学期的五一劳动节放假期间，她却在返校读书的路上就着一包辣条，喝下了一整瓶敌敌畏。在留下的遗书里，她说她妈妈已经正式考虑让她退学去打工，给她智力缺陷的哥哥攒彩礼钱了。她无法接受这样的命运走向，反抗方式就是在一个山间小水塘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今回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跟升学有关。因为她的成绩，考上县里的两所重点高中，希望相当渺茫。而在当时，很多家长包括我父母在内，都有一个朴素的观念，就是考不上这两所学校，也就不用继续念书了。这个观念看起来武断而可笑，但当时县里从排名第三的高中开始，二本以上的上线率就不高了。三本乃至往下的大专学校，昂贵且不实用，甚至往往是一个家庭返贫的开始。家长们的判断是有根据的。
跟那个自杀的女生相比，我成了无比幸运的那一个。2006年初中毕业，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顺利升入县一中，又在县一中从学习中游进入相对前列的位置，顺利考入一所喜欢的大学，顺利找到喜欢的工作。相比初中，我的人生几乎再也没有经历过可能带来绝对转折的惊涛骇浪。
也是等我上了高中，我才知道，我父母怕我离家太远无法照顾自己的想法其实是借口，他们真实的想法是，怕我去城里学坏了，在关键的一步行差踏错。相比之下，学校教学质量差一点，他们倒还能忍受。当然，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不过等到我初中毕业时，我弟弟也面临初中择校问题时，我还是非常坚决地主张，让他去了邻镇那所中学。后来，他的确差一点陷入校园帮派纷争，我父母给他办了转学，去了县里另一所最好的初中之一。在新的中学，他经历了从全年级的尖子生到中游的成绩下滑，但即便如此，他仍然踩线进入了县一中，在高考时，又踩线超过了一本线，并以当年某高校在全市最低的录取分数进入了一所中部城市的重点大学。
我弟弟比我更幸运，这份幸运里有我父母的重视成分，也有我蹚出前路的经验成分。他总让我想起我的初中同学。除了那个自杀的女孩，他们大多数都在初中毕业就出门打工了，有的在我读高三时就有了第一个孩子，有的在高中阶段打架斗殴，上了本地媒体的社会新闻版面。
因为写这篇稿子，我最近还去找了我的一位初中老师周凡。严格来说，他不是我的老师，而是我读初中时学校的教导主任，也就是当时去我家，劝阻我的校领导之一。周老师1994年中专毕业后，就去到我们学校任教，并在2015年调往重庆主城区的另一所学校。
通过他，我才搞清楚，原来我们县的中学其实分了三类：第一类是每个年级学生规模在千人以上的完全中学，第二类是每个年级学生规模在千人以下的完全中学。而像我就读的戴小学“帽子”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则有10多所，里面的附中属于三类中学，在这些学校里，我们学校的升学水平处于前列，能达到二类中学里的中游水平。
但三类中学和一、二类中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学校教师的高级职称名额比例分别是2%和10%。在我入学的那几年，正是教师人事管辖权从乡镇转移到县教育局的时候，几乎所有老师都在动心思，想调往离城区更近更好的学校。而升迁调转，最有力的抓手，便是所带班级的升学成绩。这大概也是我们那一届重点班得以开办的重要原因。
不过无论是重点班，还是补课，从下一届便没再继续了，其中既有政策的限制，也有非重点班学生家长的不满，还有学校内部非精英教师的反对，更重要的则是，重庆市重点高中招生政策变了。
在我毕业后的2007年，重庆市取消德育优秀保送生制度，要求各重点中学从高中统招计划中拿出10%以上的名额，按比例分配到学校所在区县的普通初中学校。这一比例随后升高到2008年的30%、2009年的60%，到如今，县一中90%的入校名额按此原则分配。这意味着，即使在我们那个“戴帽”的边远乡镇附中里，只要考试名列大约前10来名，就能升入县一中了。我们成了不多的几届，在中考就面临人生筛选的学生之一。
算起来，周老师几乎见证了我们那所规模微小的学校经历的所有中考阶段。他自己是1991年初中毕业的，以第一名的身份被降分录取去了县里当时还保留的唯一一所师范中专（后在1999年停止招生），毕业后分配回到原乡教书。上世纪90年代头几年，乡里的学生几乎都在本乡读初中，但师资力量缺乏流动带来的欠缺，让乡里的初中几乎很难升学，大家也就不做指望。
邻镇的中学是从1993年才开始招生的，最早只有2个班，但仰赖更好的乡镇财政和师资，这所学校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就有10多名学生考取了县一中和县师范学校。随后，这所学校以攻城略地的强势姿态四处抢挖优质生源，迅速就从2个班，4个班，扩大到顶峰时的每个年级超过15个班，成了县里有名的超级中学。我读初中时被挖的背景是，这所学校的校领导以每人摊派分包的方式，去了所有临近乡镇挖掘生源。
周老师说，他们当时面临的压力，不止是升学成绩难看本身，还有升学成绩带来进一步的生源流失后，学校是否会被撤销的问题。毕竟，在2001年，我们乡里又开办了两所民办中学，但都因为生源流失，很快又关闭了。
也是在这一次聊天我才知道，我那位自杀的初中同学，当时给校领导带来的了实务层面的巨大压力。那位同学是在补课的上学路上出事的，而补课属于违规。周老师说，当时校领导虽然已经看过她的遗书，但也做好了家长会闹事，要求赔偿的准备。不过最终，那位家长并未要求赔偿。我对那位同学身后事的印象，最终停留在黄昏时她妈妈响彻群山的嚎哭，与历史老师诵读遗书后，全班低沉的抽泣声当中。
不过老师们经受的压力也取得了回报，我们那一届共有3人考上县一中，算得上成绩可观。在我毕业后没几年，曾在我们那个重点班教学的老师，就几乎尽数调去了县里更好的学校。
只是周老师说，根据他后来的跟踪，从我们那所初中毕业的学生里，进入高中后依然学习不错并考入了知名高校的，也全都出现在我们那几届里。在过后的十几年中，虽然升入县一中的比例大大升高，但只有一位教师子女高考时表现还不错，进入了一所排名靠前的985大学。
周老师的分析是，随着我们当地县城规模的扩大，家庭条件稍好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被送去了城里。在我和我弟弟读初中时，县城里有口皆碑的初中只有两所，且规模不大，但这些年，县城里出现了4所规模超大的初中，每个年级人数都在20个班以上，几乎将偏远乡镇中学的优质生源吸纳一尽。与之相伴，随着名额分配到校政策的实施，我所在的那个乡镇，老师们已经很难有巨大动力去狠抓升学率了。
在周老师看来，这也是乡镇初中学生，即便顺利升入重点高中，仍然竞争力不大的主要原因。但在我看来，这实际跟当地高中的教育形势变迁也有莫大关系。
2006年至2009年，我读高中时，县一中的教学风格还充满古典气息，高一高二从未周末补课，到了高三，每月还能放假5天。甚至，我们学校的校门是大大敞开的，如同大学一样自由进出。也就是说，大家还有机会凭本能，填平初中时做题训练的鸿沟。这带来的后果是，作为一所市级重点中学，当时我们学校有时好几年都没人能上清华北大，比如我2009年毕业时，全校第一名只考上了复旦大学。
而如今，形势显然已经完全地变了。我的高中母校在我毕业后没几年，就和全国的大多数重点高中一样，开始实行全封闭管理。大多数老师，也开始办起了课后补习班。我老家的那些留在村里的邻居，他们的孩子在初中阶段面临的竞争变得和缓，但它并未消失，而是转移到了高中。
如果说，在我读初中的年代，边远乡镇的学生，面临的教育资源差距，主要还在县域之内的学校与学校之间，现在则已经像城里一样，渗入到家庭与家庭之间了。不知道这算好事，还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