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汉的困苦，让他们在城市里饱受怜悯，可实际上，还有一些人是主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留学生余辰在洛杉矶桥洞下，偶遇中年流浪汉老蒋，他拥有美国绿卡，却选择暂居在桥洞下来放逐自己，并以此消化往事。
我开始探索桥洞，起因是和暗恋的女生开的玩笑。她和我说要开始找新的房子。在洛杉矶，租房并不便宜。我打趣说，大不了可以去住桥洞，末了还补充道，改天我去住住，给她一份桥洞居住体验报告。
玩笑归玩笑，但去桥洞住住的想法却在脑海里苔藓一般地蔓延开来。
我平时要上班，但骑上单车，去桥下看看的时间总是有的。洛杉矶的桥不多，大多由一块连接两片土地的水泥板构成。我从居住地出发，沿一条小溪骑自行车一路朝海边去。正午刚出发时，太阳热辣，小道上零零散散的有些跑步和骑车的人。我顶着烈日，骑到海边吹了吹风，在傍晚时分返回。此时路上已经鲜有杂人，只有我一个人慢悠悠地踩着脚踏板。
不知是不是我误打误撞的路线不够好，一路上经过了许多桥，却没有看到一个桥洞居民，不免有些失望。我在一座小桥的阴影处停下车，打算在阴凉处休息片刻。
没过多久，隐约听到了轮子和地面摩擦“咕噜噜”的声音。
河对面，一个男人推着一辆超市手推车来到桥洞下，不紧不慢地把车里的东西拿出来：几瓶水，几个罐头，一个棕色的食品纸袋。他顺着桥下的水泥台阶走到一片阴影处，从里面拽出几块目测半米高的木板，又从阴影处扯出一张单人沙发，熟练地把几块木板立起来稳住，再用什么东西将底部固定住。一来二去，三面都被木板挡了起来。
我寻思着靠近点，但又怕安全没保障。脑中小小地斗争了片刻，还是决定趁着太阳没下山，凑过去看看：毕竟逛了一个下午，就见到这一个桥洞居民。
我掏出钱包，拿出几张十元二十元放在口袋，把钱包放进背包里，钥匙放在口袋里，如果被袭击，还能当武器。系紧鞋带，推着自行车越过干涸的河床，向那个简陋的小木屋前进。
走近了，看到木板屋里有烟飘出来，持续不断，飘飘渺渺。
我故意颠了颠自行车，用脚空转踏板，让齿轮喀拉拉地转，弄出不小的声响，但木板屋里依然一片静寂。接着，我决定假装是问路的行人，鼓足勇气，喊了一声“excuse me”。没有反应，我又喊了一声。
眼前的人，精瘦结实，身穿旧的T恤和牛仔裤，方正的国字脸，即使偏长的头发盖住了脸的上半部分，但是那颧骨和下颚的形状，明显贴着“我是中国人”的标签。
我把脸转开，眼神四下看了看，说道：“Ah, I’m looking for…”
“I don’t know.”话还没说完，对方便朝我抛来一句，默默地转过身去。
我基本可以确定，眼前的男人是中国人。我不想就这么走了，毕竟流浪汉见得多，可在美国的中国流浪汉却是稀奇的物种。
我吸了口气，用中文问道：“请问，你是中国人吗？”背影颤了颤，接着慢慢转了回来。
男人自称老蒋，独自居住在这个桥洞。这对于流浪汉来说是奢侈而罕有的。据说是因为地段有些吵闹，连夜里都三五不时有汽车的轰鸣。而老蒋一把年纪，听力似乎不是特别好，所以无妨。
老蒋告诉我，找到适宜的桥洞居住地址需要看地图，根据车流量等因素来计算噪音程度，安全系数，和生活便利性。他很专业，对我说流浪汉之间常常出现你偷我抢的事件。有一次老蒋刚从某个收容所拿到一床被子，就被一个不知名的混蛋给偷偷拿走了，害他晚上被冻得半死。
老蒋的“家”以桥下竖直的水泥墙为出发点，三面是木板，底下用石头堆着以免倒下。小小的空间里铺着一张地毯，一些瓶瓶罐罐散落在四个角落里，还有几个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的包裹。一张单人沙发靠在水泥墙边，上面布满着充满岁月感的污渍。
老蒋说，他感谢美国人盖房子都用木头，他常常能在某个小区的路口看到废弃的木板沙发床垫五斗柜，甚至还有锅碗瓢盆和电视。
他一边说话，一边抽烟，一包新的红色万宝路—是我在附近的食杂店买来作为这次谈话的报酬。在我简单向他说明，我想和一个居住在桥洞下的人聊一聊后，他慢吞吞地想了想，接受了我的提议。
“那么，住在桥下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体验呢？”我单刀直入。
“不咋地。”
老蒋的回答很简洁。一会儿，可能觉得三个字有点对不起我买来的烟，便补充了一句：“你问具体点。”
起初， 我们的谈话展开得磕磕绊绊。从零碎的语言中，我得知，他在桥洞下住了两周，桥洞里的东西都是他从附近搬来的。
“那平时的花销要，怎么处理？”我问到一半反应过来，不晓得这个问题合适不合适，因此卡壳了一下。
“我没有一个屋子住不代表我没有工作嘛。”老蒋斜眼看了我一眼，仿佛在鄙视我把“没地方住”和“失败者”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我可是有绿卡享受政府资助的。”
说完，老蒋得意地笑了，他一定看得到我满脸的惊讶之情。
“咋了，你没有吧？还是学生娃？”
“嗯，嗯，算是吧。”我糊弄着回答了过去，不想透露过多关于我自己的信息。
但话说回来，我之所以没有回答老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不到半年前，我从波士顿一所大学的影视制作专业毕业，告别了“国际学生”的身份，接踵而来的是身份转换的问题。我祈祷着能在明年四月的工作抽签中碰上好运气，至少能够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
来到洛杉矶的这一刻，我就没想过离开。只有置身于好莱坞，才会真正感受到某种刺激和召唤。我走在那些见证了百年娱乐业历史的剧院里，满眼都是金黄的主色调，即使那只是木板和涂料，但一旦被赋予了好莱坞这三个字，便立刻镀了金一般闪闪发光。
这些灿烂的人事令人上瘾。能够成为好莱坞大制作公司的实习生，即使只处在公司庞大结构下一个小小部门，但每天听到的都是最新鲜的好莱坞资讯，每天看到的都是冒着热气的剧本和资料，于我，是不可抗拒的美丽。
这样美好的生活，也许到明年四月便会戛然而止。美国每年的外来工作限额是六万五千名，而近年来平均申请人普遍在二十万左右。每一年，所有的申请者都会被丢入一个随机的抽签系统。如果抽中，未来三年便能留下。而如果没抽中，就只能在六十天理打包离开。
我知道，自己很可能是后者。我不免对老蒋有些小小的嫉妒。
我敛了敛心神，接着问老蒋：“那你为什么会选择住在桥洞里呢？这周围有许多收容所一样的地方，虽然有时候需要排队才能得到一个床位，但是总比桥下来的舒服吧？”
“安静，能想事情。”老蒋的回答依旧简洁。
“以前在西北的故事吗？”我顺势问道。
老蒋盯着我看了数秒，讶异我听得出他的口音。我告诉他我是南方人，但是有亲戚在西北，因此能辨别出来。老蒋的目光变得温柔了，含着一种仿佛找到了可以说话的人的欣慰感。
接下来的谈话顺畅了很多，我全力捕捉着老蒋无意中透露出来的线索，大致拼凑出了一个蓝图：老蒋在来到这个城市之前，曾经一个人游荡在美国各个州，度过了快十年的时间。看起来，老蒋年过五十，他大约是在四十岁出头时来到美国。
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当时为什么来美国？是什么让他在这里生存了将近十年呢？
在我试图更加深入地询问之前，老蒋说他累了，许久没有这么过瘾地用中文聊天了。我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听着头顶过往的车辆，时不时掏出笔记本零零散散地写下几句话。
天渐渐黑了下去。老蒋不知从哪里掏出一盏充电应急照明灯，放在手推车上，打开开关，雪白的灯光照在桥的底部，反射到地上，一瞬间竟然有种下雪了的感觉。老蒋对我挥了挥手说：“去灯下面写字，不然眼睛要坏呢。”
我看着坐在沙发上的老蒋，在应急灯的光芒里，竟似乎向外散发着外公一般的慈祥。我心中一暖。
但天色已晚，我走向自行车，说道：“蒋先生，非常感谢你今天告诉我的事情。如果你还在这里的话，我改天再来找你聊天。”
老蒋眼神中隐约闪过一丝寂寞，嘴里回答道：“好的，学生娃。你叫我老蒋就好。” 出于礼貌，我也回敬道：“你叫我小陈吧。”
我心中感到一丝愧疚。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我把我名当成姓告诉了他。我短暂地安慰自己也许他不姓蒋，但脑海中那个慈祥的身影，总感觉不会说谎。
和老蒋初识过后的几天我都没有时间再去造访。平日里的实习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下一个周五不用上班，我便二次拜访了老蒋。
午饭后，我来到桥洞，老远便看到直立的木板，靠近些便能看到里面飘出的一缕青烟。我喊了声“老蒋”，接着便看到了老蒋。老蒋看到我，露出一个微笑，问道：
“今天咋不上学呢？” 出于对上次说谎的补偿，我回答道：“没，我也有在实习。今天不用。”
“不错嘛，小兄弟。在哪嗒实习呢？”老蒋随口一问，我却有点后悔，便又端出了模凌两可的答案：“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啦。”
这一次，老蒋依旧坐在单人沙发上，我席地而坐，掏出笔记本，还没开口，老蒋先说话了：“咋样，今天有什么要问的？”看得出他今天兴致高涨。
机会难得。我顺藤摸瓜，从这个桥洞聊到上一个桥洞，问到上一个城市，乃至上一个州。终于，一路倒推，我得知老蒋在美国飘荡了九年，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而一系列的问题也终于落脚到了最重要的那个。
老蒋顿了顿，沉默了片刻。末了，他淡淡地说道：“你赶时间么？”
老蒋又沉默了片刻，依旧淡淡地说道：“我是来赎罪的。”
石嘴山。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的一个地级市，位于贺兰山和黄河交汇处一个安分守己的小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里就是一片黄土和农村。
老蒋便是石嘴山的某个村子里的一员，也是他们村唯一一个识字的人，但村里的人都认为他不学无术。他整天捣鼓一个叫做电影的东西，结过婚，但是老婆带着孩子改嫁给一个买卖白酒的万元户，因为老蒋给不了他老婆想要的生活。
起初，村里的老人都说老蒋这人白瞎了，每天在小黑屋里弄些黑条子，见不得光，整得跟偷人似的。
老蒋最终靠放映机征服了他们。夏夜，他会在自家后院里的两棵树中间，拉上一块有些泛黄的白色幕布，在离幕布不远处架起一台放映机，一个简陋的小小露天放映场就这么完成了。起初，小孩子吃了晚饭闲得慌，在家憋着也热，三五成群地来凑热闹，后来，大人们也产生了兴趣，前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多。
看过老蒋放电影的人们也许至今都还记得那些汗流浃背的夜晚。通俗点儿的《地道战》，《小兵张嘎》，先进点儿的有国外的《大都市》，《卓别林》，还有《四百击》，放映机前挤满了人，老蒋就坐在放映机后面，弓着腰，嘴里噙着一杆长烟锅，“吧嗒吧嗒”地抽着。
老蒋家隔壁的隔壁，住着一个叫狗子的小孩儿。狗子家靠卖瓜为生，狗子从小就聪明，数学算得快，唐诗背得多。狗子爸妈对他很放心，除了一件事儿，那就是狗子隔三差五就喜欢跑到老蒋家里。放假的时候，一老一小的在屋子里从早呆到太阳下山。有一次，狗子爸妈认真地询问了狗子每天都在做什么，狗子两眼闪着光说他要做电影。
狗子爸妈模模糊糊地知道电影是个啥玩意儿，但却不知道那条长长的黑带子要怎么带来收入和儿媳妇。狗子告诉老蒋，有一次听见爸妈在炕上聊天。狗子妈扶着额头对狗子爸诉苦，说狗子被那不学无术的老蒋带坏了。狗子爸憨厚地笑了笑，说道：“等狗子大了，哪还轮得到你来管。你就好好卖我种的瓜，多给狗子准备点儿钱就好了。”
除了倒腾电影，老蒋让村里人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他开了一场生前追悼会。
那之前，他被诊断出癌症，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消息渐渐传开，家中每一天都塞满了来看望他的人，甚至还有人张罗，想让老蒋的老婆带着孩子回来看他最后一眼。像是想一次性收下这些好意，老蒋索性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举办了自己的生前追悼会。
追悼会的壮观程度让老蒋始料未及。村长特批把村里举行全体大会的广场借给老蒋自由使用，村子里的人自发地帮助老蒋布置了一个巨大的露天灵场。追悼会那天，广场上人头攒动，还有隔壁村的人来看热闹。老蒋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看着广场前方那张自己的黑白照片，缓缓走到发言台上。
“人嘛，总是会死的。”第一句话刚说出口，底下就有几个老太太掩面哭泣了起来。
“我这辈子没啥后悔的事情。真要说有啥让我觉得遗憾，那就是我没留住我婆姨。”老蒋往人群中瞟了瞟，期待能奇迹般地找到老婆孩子的身影。
老蒋说，生活可能就是生和活。找个人生孩子，找个人活下去。“我找着人生了孩子，最后却还是得自己一个人活下去。我觉着我挺对不住我婆姨孩子，也挺对不住我自己。”话音未落，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了一个中年男人的哭声，是村里的裁缝老蔡。
事后才了解到，原来老蔡背着老婆和一个来买布的女人红杏出墙，老蔡都快要下定决心跟着那女人一起走了。谁知道今天来参加老蒋的生前追悼会，被老蒋这个将死之人的公开遗言狠狠扇了一巴掌。老蔡深深明白了老婆对自己下半身和下半生的意义，对自己想要背叛的无耻念头而感到无地自容。最终老蔡决定：不走了。
老蒋没想到，自己一个守不住老婆的人竟然几句话就挽回了村子里的一段爱情。有了这么个戏剧性的转折，追悼会的后半程反而变得平淡了许多。
追悼会结束之前，老蒋特地嘱咐村民晚上不用来探望他，他想一个人静一静。
晚上，狗子如约前来。下午，老蒋偷偷狗子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晚上来我家，有礼物要送你。”老蒋为狗子准备的礼物，是他的宝贝放映机和白布。
老实讲，老蒋一股脑地告诉我关于他过去的故事，反而让我措手不及。
“我没病。那是误诊。我后来知道的时候也觉得镇上那医院太鸡巴扯淡。好端端的人非得搞个癌症，害得我拖着村子折腾来折腾去的。”
沉默了小片刻。我问老将：“那你就这么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去了哪？”
老蒋的婆姨叫郑春，和老蒋分开后，就回了老家银川，老蒋想去看看她。到了才知道，郑春跟着万元户去了广州。他又一路坐火车来到广州。那时，他已经没什么积蓄，只能从站台上偷偷翻进车厢里。
来到广州是 1995 年，那时候老蒋三十岁出头。那时，广州正在一个快速发展期，他想象着郑春跟着白酒商人来到这沿海的城市，坐着小汽车去下馆子，回家有保姆洗洗衣服。他在心中问：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吗？
这样的生活确实是老蒋给不了的。老蒋出生在20世纪六十年代初，文革时期，他的父母被打成死得早。七十年代中后期，他一个人来到上海，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打杂工。耳濡目染下，老蒋渐渐读了些书，看了些戏，知识也丰富了起来。二十岁不到的他立志：成为一名演员。
1980 年，震慑全国的爱情电影《庐山恋》横空出世。张瑜扮演的周筠前卫的泳装造型，和郭凯敏之间一秒钟都不到的亲吻，还有那些快乐的游山玩水，完全就是上天给中国强行灌下的一粒伟哥。
按老蒋的话说，整个中国都炸了，所有人都在谈论《庐山恋》。老蒋都不记得自己看了《庐山恋》多少遍。他心里想，当演员多好啊，能游山玩水，能亲亲女演员，还能家喻户晓。每次看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那几个大字在屏幕上亮起，老蒋都自豪得不能自已。
接下来的五年里，老蒋挖空心思寻找表演机会。千辛万苦，老蒋总算也能时常在一些电影里演些小角色。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是天大的恩赐和机遇。拿到一个角色，他常兴奋地睡不着觉，有时得到个台词多的角色，老蒋能不吃不喝盯着剧本。对于老蒋来说，在厂里的每一天，都是春天。
1985 年，老蒋人生的另一个春天来了，他在回老家的火车上遇到了自己的周筠。
长途火车上，老蒋一直闭着眼睛在脑子里演戏，演到深处，喉咙里还发出“呜呜”的配音。演累了，睁开眼，发现对面坐着个年轻女孩，在偷笑。那笑着的样子很可爱，比周筠可爱多了。老蒋春心萌动，试着和对方攀谈了起来。女孩叫郑春。郑春一开始很羞涩，但毕竟老蒋见得世面多，知识也算丰富，对话总算是从有一句没一句变成你来我往。郑春来自银川，父母是啤酒厂工人。她喜欢看书，《西厢记》，《红灯记》，《鸡毛信》，什么都看过。
他们一拍即合，火车上天南海北得聊着。告别之后，老蒋对伊人念念不忘。说起来，命运总是调皮的。在回上海的火车上，老蒋竟然又碰到了日思夜想的她。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对方平时都和上海的婶婶一起住，上次回家是探望年老的祖父母。
老蒋主动追求郑春。三年后，他们在上海结婚，一年后，郑春怀孕，他们回了石嘴山一段时间，没多久，老蒋的儿子出生了。
“孩子出生后，她告诉我她不想回上海了，还叫我去银川，说她爸可以给我在啤酒厂里安排一个工作。可啤酒厂算个啥球嘛？我可是要当演员的人啊。在家里安分了一段时间，我就忍不住了。我觉得我的梦想被家庭给束缚住了，我之前几年的奋斗也都打了水漂。争吵越来越多，最后她一气之下抱着孩子去了银川。我也一气之下回到了上海。”
“现在想想，只怪我志向太远大了。”老蒋的话语中带着讽刺，嘲笑，无奈，惋惜。
回到上海之后，老蒋再无法专心表演，日子过得也不好。他想着再等一段时间，双方冷静下来，自己也在上海赚点钱，就回银川和她和好。直到他听说，郑春好像和别的男人有往来。老蒋赶回银川时，郑春已经做了决定，她决定跟那个卖白酒的男人在一起。
一切变化得太快了。老蒋返回上海，觉得整个黄浦江都变成了黑白的，南京路的霓虹灯看着只有种廉价化学成分的呕吐感，电视里的表演也看着像木偶一样生硬不堪。过了一段时日，他终于决定离开上海，回到村子。
离开之前，他用攒的钱搞到一台放映机，又在厂里偷偷弄了些电影胶片，一并带回了老家。
误诊癌症的由头是因为一次爬山。爬到一半，老蒋昏了过去，不知多久后，他醒了过来，鼻子竟然无故流血。几天后，他去附近镇上办事，顺便去医院查了查，被告知自己得了癌症。
“后面的事刚才就和你说过了嘛。”老蒋吐了口气，喝了口水。
我撇了老蒋一眼，估摸着他说了这么多话肯定累了，正准备开口问他需不需要我去附近给他买点吃的和烟，老蒋开口了：“学生娃，你有梦想吗？” 我一愣，本能地回答道：“有。”
“我不清楚以后，但至少现在我可以投入全部的精力。因为我眼下除了工作也没别的事情可做了。”
“现在什么都还没确定，找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怕，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只能先坚持吧。”最后两句我越讲越无力。
老蒋听了笑了数声，说道：“学生娃，你现在的最多叫做愿望。所谓梦想，要当逼得你喘不过气来的阻碍出现时，才能真正发现。”
这么鸡汤的话从老蒋嘴里毫无预兆地喷出来，我一下子不知该如何回答。
再次看表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一不小心竟然和老蒋度过了整整一个下午加傍晚。作为感谢，我给老蒋买了一份麦当劳，几瓶水，还有一包烟，老蒋也没客气，悉数收下。
走之前，我告诉老蒋，我很想继续听听他的故事。老蒋一边把酸黄瓜从汉堡缝里抽出来单独吃掉，一边回答道：“想听就趁早来吧。说不定几天后我就走咧。”
周末，我再次造访了老蒋。老蒋看起来依旧很有兴致。我心中暗自想，上次离开时和我说的要搬走是骗人的话吧？
洛杉矶夏季的白天非常炎热，老蒋这次没有把沙发搬出来，而是直接坐在略微冰凉的水泥台阶上。我一屁股坐在了他旁边，掏出一包烟，拆开，抽出一根，把剩下的给了他。
老蒋去了银川，打听到郑春跟卖白酒的去了广州，他也去了广州。他想再见见她，跟她道歉，告诉她那时候自己不该抛下她。当老蒋被误诊癌症的时候，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见郑春一面。在他给自己办葬礼的时候，他简直想立刻出发去银川把她带回来。
“我曾经觉得家庭和事业不可兼得，是因为我的脑子里只有事业，没有家庭。到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家庭本身就是一种梦想，不逊色于事业。我错就错在以为其中一个的价值会比另一个高。而它们只是考验一个人不同方面的能力而已。我因为错误估计，而导致两个梦想都失败。” 老蒋沉默了。
他一路去了广州，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郑春家的电话号码。他用公共电话拨过去，几声等待音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声：“你好。”
老蒋恨不得从听筒里钻进去再从另一头出来，看看郑春现在长什么模样。他声音颤抖着回：“喂，是我。”
老蒋不确定是对方挂了电话，还是线路出了问题。他再次拨过去，无人接听。
老蒋估摸着，郑春听出了自己的声音，不想和他再有瓜葛。他后悔这么草率地打电话。但既然确认了她在广州，至少希望已经大大增加了。老蒋盘算着，要在自己死之前证明给郑春看，自己也有能力赚钱。
他找了份临时工，租了个最便宜的房子，一边赚钱，一边等待着重逢的机会。
之后的两三年，老蒋做过厕所管理员、打地基的工人、看自行车的到小卖铺店员，最后在一家杂志社得到了一份校对稿件的工作。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快，尤其是政府对广州和深圳等沿海城市大力开发，老蒋存折里的钱也渐渐多了起来。他和几个在广州认识的朋友一起找了一个宽敞的屋子，甚至还添置了一台冰箱和一台电脑。
同时，他继续寻找着郑春，并最终找到了郑春居住的小区，虽然没有门牌号，甚至连楼的编号也没有。但他一有空便骑上自行车去那附近候着，希望有一天能够遇到郑春。
在这期间，老蒋也发现自己被误诊了。一个曾被宣判死亡的人，身体上却没有大的反应，还越来越好。他去广州的大医院检查，结果显示自己并未患上癌症。医生推测，多年前的那一次晕厥，或许是身心疲惫引起的。
误诊让老蒋如获新生。老蒋原本下定决心，和郑春诀别后一个人静静地死去。知道还能活下去的时候，快四十的他却像是刚出生的婴儿，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同时，他也想起自己创造的那个小生命。他对儿子的记忆只停留在他一岁，老蒋去上海，郑春去银川之前。
老蒋更加积极地在郑春家附近晃悠，甚至还结识了几个路口小卖部的老板，让他们一起留个心眼。
重逢的时刻终于来了。那天傍晚，郑春在小卖部买盐，一回头，看见老蒋笔直地站在她身后。说来也怪，见到曾经日思夜想的人本应百感交集，可老蒋却觉得一切都极为平淡。或许是因为郑春见到老蒋，惊慌又抗拒。还是老蒋好说歹说，把郑春拉到旁边的小吃店里坐下。
他惊讶于郑春的改变。曾经对他畅所欲言、伶牙俐齿的的郑春，谈话中，一直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一副随时想起身离开的模样，让老蒋兴致全无。末了，老蒋直截了当地说道：“我想见见我儿子。”
这一句话把郑春点燃了。她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指责老蒋 “没良心”，“不负责任”，“败类”，还说想要报警，老蒋只好让她回去。不过老蒋偷偷跟踪了郑春，锁定了她居住的楼房单元号。
那天回到家中，老蒋躺在床上想了想今后的日子。见到郑春算是圆了梦的一部分，但看起来，他永远找不到和她认真交谈的机会，那么，道歉也就没什么希望了。
老实说，看到郑春的老蒋心中有一些失望。他感觉她的灵性被生活给磨灭了，现在的她，俗。
老蒋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想办法见到自己的儿子。老蒋自然明白，相认的可能微乎其微，他也没脸以父亲的身份去面对。老蒋想通过其他的途径给予儿子一些帮助，也算是一份补偿。
获得重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反正，老蒋当时觉得自己什么都做得到。老蒋一面工作，一面继续在暗中寻找儿子。
他甚至想过，找个方法致富，等比那卖白酒的有了更多的钱，就风光地把郑春和儿子抢回来。但事实是，那时候，广州的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整个城市就像一个漩涡，吸着富人的钱和穷人的命。老蒋一个在杂志社里读文章的，虽然不穷，但绝对不富，日子久了总有种夹在中间憋得慌的感觉。他重拾雄心壮志，选择在闲暇之余去和朋友们创业。
“失败。” 接下来无论我怎么旁敲侧击，老蒋始终都没有告诉我他到底创的什么业。
但不管怎么说，老蒋在沉浮的世界里重新把脑袋探出了生命的长河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但不久，一件变故再次把老蒋的计划打乱了：郑春带着儿子，跟着卖白酒的男人移民去了美国。
不知怎么，我有些紧张。这是一种经过无数等待，即将抵达结局的感觉。而我也明白了老蒋和我说过的“赎罪”的意义。
“要不要休息片刻？”我看了看时间，问道，也希望能让自己缓缓。
老蒋掏出几张五美元的纸钞，“学生娃，你老给我买吃的买烟抽，我也不好意思啊。”
我特意骑得远了一些，找到一家 Panda Express，买了些四川牛肉和炒面。
回来，我和老蒋各自埋头吃着手里的食物，中国食物的香味混合着美国空气的味道。吃饱喝足之后，老蒋继续了。
得知郑春一家三口去了美国，老蒋陷入了一阵慌：这岂不是代表着自己这辈子都见不到儿子了吗？解不开这个心结，老蒋下半辈子都不会过得踏实。
老蒋打听到郑春去了旧金山，他给自己制定了计划，第一步是工作攒钱。这项任务老蒋花了好几年才完成，直到 2006 年，老蒋攒够了五万人民币。接下来便是签证问题。那时候出国的关卡严格。老蒋判定自己弄不到签证，索性参加了一个旅行团。
第二步，他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在那年夏天带着自己的积蓄跟团来到美国这个异世界。启动他计划的最后一环：在旅行结束之前脱队。一天中午出行时，他对导游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想先回酒店休息。得到批准后，就回去打包行李离开。虽然有点对不起导游，但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能够留在这里。
接下来的一小段日子，老蒋来到中国城，找了一间便宜的房间先住下，接着辗转于几家中国餐馆洗洗盘子打黑工。
渐渐熟悉美国的环境后生活节奏后，他在一家倒卖手机零配件的店里打工，顺便学会了使用 iPhone。和国内的朋友通过网络联系上，主要是他和郑春的共同朋友，推进寻找儿子的计划。
他从这位朋友处，得知郑春在美国的住址，也通过照片确认了儿子最近的长相。
虽然老蒋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他仍然没有想到找儿子的过程是如此困难。首先，自己一个中年人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和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搭话，结果可想而知。其次，美国的校车接送很是严格，往往孩子下了车便立刻进了家门，简直是无缝衔接。
终于看到儿子的那一刻，他几乎喜极而泣。儿子看起来很健康，微胖，穿球鞋，背书包，老蒋把这幅画面狠狠印在了脑子里。他心中有太多想要问儿子的话：这么小就能用英语上学啦？在美国住得习惯吗？过得好吗？
他老蒋隔三差五便偷偷造访，在儿子下车到进家门之前多看几眼。一次偷看时，他遇见了郑春。
那天，老蒋照常躲在不远处看着自己的儿子时，一回头，看见郑春拎着几个超市袋子站在他身后。郑春神情震动，但她很快镇定下来，主动邀请老蒋去了附近的咖啡店。
在咖啡店里，老蒋平静地对郑春讲完了自己的经历，郑春一直倾听，老蒋发现她似乎更加成熟了。也许是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她也需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能够面对生活中突发的一切。
郑春先回了一趟家，把给儿子准备的笑脸薯饼送回去，并嘱咐他妈妈有事要出门一趟。
她第一次提起那个买卖白酒的男人，他叫苏白，银川人，和郑春是初中同学。郑春去上海念书时，苏白在上海帮助他父亲做生意。苏白一直都喜欢着郑春，也主动表达过情感，但郑春看多了书上的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不想和苏白这种世俗的生意人过一辈子。在那两趟火车上，她对老蒋一见倾心，不顾家人反对和老蒋结婚，甚至尽早生了个孩子，希望来巩固这段关系。当孩子出生后，各种必须的开销和对孩子的责任让她意识到白，现实生活意味着某种根基。
老蒋独自一人撇下她去上海击溃了她。郑春带着孩子回到银川时，甚至后悔草率地生了孩子。就在这时，苏白回来银川找她，说自己仍然爱着她，愿意接受她，也能接受她的孩子。
孤立无援的郑春被苏白打动，她和苏白走到了一起。而他们之间建立的堡垒，是老蒋怎么都无法撼动的。
咖啡馆里，郑春说完了。老蒋用手指拨弄着冰水杯子外面的水珠。他有点透不过气来。想开口说点什么，但却不知道该怎么讲，他只觉得嘴里没有味道。他突然很想立刻去中国城最油腻的面馆，吃一碗最油腻的面。
离开前，郑春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一角，掏出笔写下几个数字，递给老蒋，“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联系我。见孩子的事，我希望你可以不要再做了。”老蒋没有反驳。
那天晚上，老蒋在中国城最油腻的面馆，吃了一碗最油腻的面，又喝下不知多少罐啤酒，然后在路边吐得昏天黑地。
之后，老蒋离开了旧金山，他决定远离郑春和儿子的生活，但他也没再回国。
他一路来到纽约寻找机会，本想再做一番事业，奈何英文太差。最终，老蒋仍然在中国城过着简单的生活，打着杂工。唯一的收获便是他从别人口中听说了通过申请政治避难获得绿卡的手段。老蒋照葫芦画瓢，如愿得到了绿卡身份。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留学生越来越多，移民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老蒋看着中国城里密密麻麻的中国脸孔，突然觉得没意思。他想要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
从东到西，从纽约到洛杉矶。老蒋带着自己不算多的积蓄，风尘仆仆，一路上走走停停，感受着真正的美国本土文化。
“我啊，就看不惯那些有钱人的娃。来这里读四年大学，天天窝在家里看电视打游戏，四年一过就飞一样地回国，从来都没有好好张开眼睛看过真正的美国，还不如我一个老头子。”老蒋不屑地说道，“你怎么样，有没有到处去看看？”
我告诉他，自己五月刚刚从芝加哥和朋友沿着 66 号公路一路开到洛杉矶。老蒋眼里流露出满意的表情，“年轻人就是应该这样。”
我问他下一步的安排，他告诉我，接下来可能去墨西哥转转，“来都来了，墨西哥那么近，不去白不去。”
我准备离开时，老蒋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回头，老蒋站在应急灯下，他说:
“学生娃，人生就是一场经历，再大的考验最后都会过去。想做的事也好，喜欢的人也好，如果够坚定，那就去做吧。梦想和女人都可能给你巴掌，你不用躲， 也不用害怕。天亮了就拼了命地去奋斗，天黑了就去睡。就算你不睡，天也还是会亮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蒋。我和老蒋的相遇是那么偶然，和他的分别也是那么零散。但老蒋和我说的最后那一段话是如此完整和一针见血，让处在风中摇摆的我抓住了绳索般安心。
老蒋确确实实地从桥洞下消失了。我几次特地路过，却终究没有看见他的身影。那张破旧的沙发和几张木板，已经不知道被谁陆陆续续地搬走，成为了其他流浪汉小王国里的一份子。
和老蒋的偶遇短暂而剧烈，甚至让我有点不习惯回归到日常的生活中。但正如老蒋所说，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要过的。
公司一如既往地充斥着忙碌的工作人员，耀眼的明星，分秒必争的拍摄。每天以员工的身份穿过大门，心中还是充满了自豪。
即使我知道这样的日子也许会在明年春天匆匆结束，但现在的我已经不再独自懊恼，懊恼有什么用呢？不如就先好好地，把我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化为自己的拥有。
十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和一位朋友在书店闲逛时，我猛然想起老蒋没有告诉我的失败的创业故事。仿佛电流穿过大脑一般：说不定老蒋当时做的是酒类生意吧？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咽不下的一口气。也许老蒋当时也想要在苏白的领域里获得胜利，但无奈现实残酷，他不愿再提起。
店员递给我两杯挂着水珠的咖啡。我吸了一口，心情舒畅。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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