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女工残酷物语

发布者 | 2020年6月15日
 

在世界工厂,流水线女工如同工业原料,被机器驯化以供养微薄的生计。机械般的劳作、被骚扰的性别困境以及摇晃不安的婚姻,耗尽了她们的青春。只有极少数女孩,能够跳出流水线审视自己的命运,可是梦醒来,依然无路可走。

故事时间:2020年
故事地点:深圳

深圳女工残酷物语

儿童节前一天,16岁的张玲燕坐上了湖北开往深圳的大巴车。车经过市区,她扒着窗,看见高楼交错,以为自己在大都市落了脚,不久,大巴拐进了深圳宝安一处偏僻的工业区。

 

她被送进一家五金塑胶厂,机器轰隆作响,胶水味辣得人鼻酸。张玲燕只有150cm高,为了不被当成童工,她多报了一岁。

 

在车间里,工人走动的路线是规定好的,就像被安在隐形的轨道上。张玲燕照厂里的要求,到小卖部里买蓝色拖鞋,蓝鞋码数过大,她挑了一双红色的,穿到厂里,当即被扣了60块钱,是她四天的工资。

 
这天是2000年的六一节,她正式与童年作别,正式成为的女工浪潮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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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 张玲燕旧时打工照

这场南下的人口迁移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女孩离了故土,源源不断涌进城市工业区。深圳凭借其遍地开花的工业区,以及逐渐成型的城中村,吸附了大部分流动女工。
这是没有话语权的一群人。她们中的大部分,没有拒绝的余地,被迫辍学打工。对劳动权益懵懵懂懂,部分工厂也就顺势丢开员工保险的负担。性骚扰、不平等婚恋、生育难题、退休后老无所依等等问题,随她们走过半生,教会她们消化并忍受。
 
张玲燕在流水线边上,攥一把电线,覆上薄膜。每天十个小时,重复两三千遍这样的动作。张玲燕半低着头,眼神往另一端瞟去,对面的中年女人手脚麻利,脸上挂着木然的神情。只有拉长(流水线管理者)一出现,她的五官才活过来,赔笑脸、说好话,明里暗里挤兑新人。张玲燕收回视线,怕在妇人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
同事晓娟来自潮汕,17岁时,父母通知她,辍学打工,养育弟弟妹妹。她负责组装插件,身后站着一个男拉长。有人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工位上立刻多出一小堆零件,拉长就开始骂人。晓娟更紧张了,不敢上厕所,一直憋着。离开流水线多年,插插件的动作还刻在她的肌肉记忆里。
在这个人被机器训化的世界里,只有性欲依旧蓬勃。
女工们的号码总会落到男工手里,骚扰电话和信息铺卷而来。男人们聚在一起,朝经过的女工上下打量、吹口哨,羞怯的神情是最好的兴奋剂。或者在交接工作的时候,摸一把女同事的手。一个校园来的暑假男工,曾目睹一个男性工友躲在阳台,一只手拿着女性内衣,一只手揣在裤裆里。
张玲燕给家里写信,责怪父母不让她上学。母亲反问,谁让你考不上黄冈中学?她没话可说,转而埋怨自己命不好,躲开了老家放牛插秧的农活,也逃不出工业区。张玲燕的无望感,在看到粉色工服的那天得到了缓解。那是厂里级别更高的工种——质检员或是文员,这是她唯一能接触到的上升路径。
她省下一个多月的工资,由别人介绍,找到一家电脑辅导机构。机构藏在正规商家硕大的招牌之后,房间昏暗,摆着几台老式电脑。夜里十点下班之后,张玲燕才开始上课。不到一个月,机构卷款跑路。她重新找了一家,交了更贵的学费,终于通过考试,成为仓库文员。
新岗位需要加班,一天夜晚,张玲燕下班,坐电梯下楼。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一个男工挤了进来,抱住了张玲燕,吓得她身体僵硬,不敢动弹。在电梯门开启时,张玲燕挣扎开来,跑了出去。第二天,她交了换岗申请,又把自己送回了流水线。“这就是命”,这个16岁少女对人生有了初步认识。深圳女工残酷物语

2005年,厂里来了一批志愿者。张玲燕结识了其中一位,陪着她去了招聘会。应聘时,张玲燕在一旁看着,那是一个外来工公益机构。

工作人员把纸递给她,让她也写一份简历。“怎么写?”张玲燕一无所知,随便写下了自己对工作和生活的感想。意外的是,她被录取了。张玲燕跑回厂里收拾东西,她不想再多待一天,工资还没结算就跑了。

一个更戏剧荒诞的世界向她开放。机构帮助一个女工筹集善款,小女孩十五六岁,遭遇主管训斥后,变得精神失常,没法跟人正常交流。张玲燕不知道她有没有基础疾病,但能理解她的处境——独自到陌生城市打工的未成年少女,是最容易受欺负的对象。

一个来应聘的社工聊起过往,年轻时,在富士康工作的她被厂里的保安强奸,后来怀了孕,不舍得打掉,只能跟保安结婚。男人对家庭不管不顾,她尝试过离开,却被对方威胁:“敢离婚我就杀了你。”妇人语气平淡,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命是如此”,她来了一句最常见的总结。

帮助工友时,张玲燕收到了几封情书。她很惊讶,自己长得丑,门牙突出,又没有学历,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认知来源于母亲,她总骂张玲燕:“你又懒又丑,将来怎么嫁出去。”

一个香港来的社工年龄比张玲燕大,个子不到150cm,有点驼背。她站在工业区的路灯底下,骄傲地说:“我男朋友很喜欢我,因为我有智慧。”张玲燕记了很久,原来不够好看,也能被喜欢。

女工们的故事隐秘而复杂,但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常常出现在“东莞工人一夫多妻”、“色情厂妹”、“跳楼讨薪”的文章标题里。情况好的话,会以“苦难者”的形象,引来“坚韧顽强”一类的评价。

“这是猎奇,是消费。”丁丽语气带着不满:“有谁愿意受苦?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要用‘坚韧’去美化。”

丁丽是张玲燕机构里的同事,机构解散后,丁丽创立了“绿色蔷薇”,一个服务于女工和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女工故事应该由他们自己讲,为此,丁丽开办戏剧工作坊,把身边的故事搬到台上。

2008年,一场名为“让对话发声”的女工艺术节开幕。一位女工从红色帷幕后走出来,面对着观众,模仿爷爷把一篮鸡蛋倒进厕所的动作。那天她出生,是家里的第四个女儿,惹怒了原以为可以抱男孙的爷爷。

另一位女工朱朱代表农村女婴长大后的遭遇。她13岁到磁带厂打工。两个月后攒了1500块。她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回乡继续读完初中,电话那头的母亲却回复她:“你回来读书,小的怎么办?” 

在另一场演出上,朱朱“扮演”结婚后的自己。她刚生完一胎没多久,又意外怀孕,只能做流产。丈夫推门进来,看到妻子躺在床上,饭桌没有饭菜,脏衣服还堆着。

“那我娶老婆回家干嘛?”他说。

朱朱从床上爬起来:“你不知道我刚做完流产手术回来吗?”

“不就流个产吗?又不是生小孩,怎么这么娇气啊。”说完,丈夫独自出门吃饭:“你一个人饿死算了。”

那是一块块伤疤被重新撕开。在机构里,女工们互称姐妹,起初,各自的经历只是朋友间的体己话,到后来,成了演出的内容,排练多次,有的女工提及,还是会掉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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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 “绿色蔷薇”的戏剧表演

她们反复咀嚼自己的人生,从中辨认哪部分是压迫,哪部分是失落的权利。丁丽在戏剧舞台上加了女工带孩子的情节。“我要上班”、要做家务”、“要带小孩上医院”、“要我上(节育)环。”丁丽每讲完一句台词,就会有一个演员往她身上扑,象征着重负。最后,她被压倒在地板上。
 

表演者唱起了歌,台上的工人观众神情严肃,随着音乐拍手,轻轻晃动身子。

不过,在现实中,丁丽不愿意当倒下的那个人。丈夫不愿意做家务,她答应干活,但要求付费。有一次,丈夫责骂小孩。孩子有点感冒,感到害怕,往妈妈怀里钻,被丈夫喝住。丁丽劝阻无果,以“让孩子处于恐惧场景”为由报了警。后来,两个人离了婚。

女工们自己创作舞曲。下了班,社区里顿时变得热闹。女工们带着小孩集聚在“绿色蔷薇”,孩子钻进人群缝隙,跟着大人挥舞双手。音乐响起,十几个女工双手举过头顶,再猛地挥下,膝盖上顶,像踢碎了什么东西。“挣脱枷锁。”女工们唱道。她们在与家暴宣战。深圳女工残酷物语

张玲燕是那个成功逃脱命运的人,至少在女友方芳眼里是这样。
方芳是和张玲燕一起到深圳打工的老乡。她长得很美,厂里病号一样的大码工服,总被她整齐地塞进裤腰里。美貌引来男工友的殷勤,也招惹女人的嫉妒。她晋升为拉长助理后,又被女同事们孤立。后来离开工厂,踩上高跟鞋,改当化妆品销售员。工作刚见起色,业绩好时,月入一两万。
不久,老家一通电话把她劝了回去,养父母年迈,她总记挂着他们抱养自己的冬夜,如果没有他们,她可能会被丢在户外冻死。
销售业的竞争令人疲惫,一半出于对安逸的渴求,一半出于身为女儿的职责,方芳最后回到了湖北黄冈。
对一部分女人来说,回老家是永远的退路,也因此多了一道甜蜜陷阱。
2020年,张玲燕回乡,去到方芳家。房子盖了一半,厨房是临时搭建的。水龙头和抽油烟机无序散落着。方芳穿着松松垮垮的衣服,头发不像以前一样整齐地扎成马尾。讲话慢吞吞的,整个人了无生气。她当过幼儿园教师、保险推销员,但都不长久。
两个好友的话题最后只落在家务和对婆家的吐槽上。张玲燕为方芳感到不甘,但无从开口,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微妙。
相比之下,张玲燕已经和丈夫凑够了一套东莞凤岗小房子的首付。2016年,张玲燕选中深圳龙华区的一处城中村,成立了“砥砺社工中心”(下称“砥砺”),是服务流动儿童的公益机构,规模很小,但总算半个家安在了深圳。
方芳比对彼此的处境,得出结论:“你命好,遇到的婆家好、老公好,工作也好。”
方芳不知道的那部分事实,是张玲燕十几年来与各方的缠斗。
在深圳城中村租房的时候,由于机构纠纷,张玲燕一家几次被房东赶走。一天晚上,出租屋里突然断水断电,丈夫出去看,张玲燕害怕,让他带上刀子,出门就遇见房东。房东产生误会,连忙报警。深夜,夫妇狼狈地进了派出所。
刚刚注册完机构“砥砺”,张玲燕的预产期也快到了。产假还没休完,机构变成一团乱麻。她提前一个月复工,把孩子丢在家里。每天早上坐M361路公交,再换乘M226路,一来一回,不下四个小时。
没有时间哺乳,张玲燕带上玫红色的背奶包,冷藏奶水,晚上再带回来。不在家时,孩子会在夜晚嚎哭几个小时,母乳存得再多也没用。张玲燕心疼不已,她反思自己,是太高尚无私了吗,还是脑子有病?
机构的其他社工渐渐能独当一面,张玲燕换成在家办公。工作变成996,大部分时间,她都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婆婆做好饭菜,一家子围在桌前,只差张玲燕一人。“看看,连饭都不吃。”婆婆埋怨。
丈夫在商业保险公司上班,工作一忙起来,孩子没人陪着,只能连续看几个小时的电视。有一次,晚上十一点多,丈夫刚刚下班,看见孩子还在客厅坐着,电视看完,小孩敲开妈妈的房门,张玲燕又塞给他一部手机,打发他走。丈夫冲进房间,跟张玲燕大吵一架:“到底是家庭重要,还是这个工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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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的凌晨,丁丽听见楼下传来哭声。她跑下楼,看见女人倚在门边哭,约摸三十来岁,女人的丈夫躺在床上玩手机。
丁丽上前询问,在男人骂骂咧咧的声音和女人的哭诉中弄清了事情的原由:男人赌博回家,妻子开始抱怨自己打工的辛苦,提出要离职。“你知道现在找工作多难吗?”丈夫发火,动手打了妻子。
丁丽把女人带到家里擦药。她的手肘有一处很深的印子,面部发肿,应该是挨了耳光。女人拒绝了报警,她被家暴了八年,就算找来警察,也只能当家务事协调。
凌晨一两点,她离开了丁丽家,投靠住在隔壁的老乡,第二天是周末,加班有双倍工资,女人不舍得请假。
这类难处是丁丽普遍遇到的问题。夫妇俩一起租房,女人们想走,也无处可去。离婚更是艰难,孩子怎么办?收入太低,就算争来了抚养权,也养不起孩子。老公能放过她吗?街坊邻居又该怎么议论?
另一位家暴受害者50多岁了,比上回的女工友大了一辈。丁丽听不懂他们吵架的方言,只能抱着她。丁丽向她普及法律知识,大姐摇摇头,说没用的。现实关关卡死,她们找不到办法。丁丽有种强烈的无力感,家暴的问题被提出多年,困境却还在代代延续。
女工机构里的姐妹们抱团取暖,互相打气,但有的时候也仅限于此。在戏剧台上演出婚姻压迫的朱朱,最终回了江西老家,和丈夫一起生活。接受GQ报道采访的时候,记者问她回去的原因。朱朱回答:“儿子还在老家等我,我在深圳也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男人。”
张玲燕的老员工也离职了。那位员工同样是女工出身,曾经被丈夫家暴。在“砥砺”经营困难的时候,她告诉张玲燕:“只要不开除我,死活都要跟你们赖在一起。”但是,在2020年,她哭着离了职。为了照顾儿子,她只能回到前夫居住的广西。
员工刚走,张玲燕又碰到了难题。“砥砺”的资助方准备撤资,转而寻找更大的公益机构。小机构覆盖面小、资源少,效果不够显著。张玲燕只能找其他资助途径,再不济,只能求助于众筹,一个月拿两三千块,连员工的工资都没法开。实在没辙,只能散伙。回家时,张玲燕的丈夫看到她将自己反锁起来,房门里传出叹气的声音。
丁丽也面临着同样的资金难题。她与崔永元共同主持过《打工春晚》、与伊能静同台探讨女性议题,参加过CCTV12频道的访谈节目,但即使频频露脸,也没法给“绿色蔷薇”拉来长足的资金保障。
有人形容过大机构与社区小机构的区别,就像是“市场小店和高档专卖店”。“市场小店”是社区人的邻里,发生点什么,哪怕在半夜,只需敲个门,就有人爬起来当下解决。
五一假日,小机构不休假,丁丽接到几起家暴事件。丁丽看过女人杀夫的极端案例,知道杀人之前,遭受暴力的女人也曾求助无门。她无法想象,如果机构不在了,会给弱势的姐妹带来多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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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供图 | 丁丽所在的社区

机构成立了5年,丁丽对这个龙岗区的城中村社区有了感情。孩子们放了学,跑到机构,找个沙发就躺下来睡觉。每到饭点,就会有妈妈扯着嗓门教训小孩吃饭,丁丽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哪一户人家。
有时一通电话打过来,邻居已经备好了菜,叫丁丽过去吃饭。同事丢了猫,附近的人都帮着找,一个环卫工阿姨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说是见了猫,过来确认一下。
丁丽的孩子不在身边,别的小孩却在她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六月份的一天,她走在巷道里,旁边的房屋外,一排白萝卜干晾挂在衣架子上。穿着淡蓝色短袖校服、系着红领巾的小孩越过她往前跑。
深圳大都市的小城中村里,有了她老家甘肃天水的气息。她写下一段话:“多么想一直陪伴着你们长大。”

*文中方芳、晓娟为化名

 

– END –

撰文 : 陈晓妍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发布者: 三和记者

行走城市的边缘,报道底层的悲欢。

一条回复动态 “深圳女工残酷物语

  1. 三和大叔

    好久没看长篇文章了,故事情节虽旧些,想起俺当年时无优无虑做童工可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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