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娶上媳妇的民工阿庆，死了

20多年前，我爸在县城的一个建筑工地做监理，妈妈做杂工。还在上中学的我常去工地找他们，一来二去，工地上的民工我见过不少，阿庆大概是其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

阿庆是个普通的水泥工，大家懒得记他全名，只叫他“阿庆”。他身高不到1米7，短发像鬃刷一样竖立着，黝黑的枣核形脸上摆着两条细长的眯缝眼，好像总是睡不醒。因为胡子拉碴的，看着挺显老。

我第一次见阿庆时，他刚和我打照面，就不自觉地低下头。看我要走开了，才微微偏过脑袋，用眼角余光偷偷瞄我一眼。旁边的民工打趣说：“阿庆，你这小家子气的毛病再不改改，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阿庆也不恼，只是“嘿嘿”傻笑两声就走开了。

那时，阿庆已经快30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听说亲戚帮他牵过几回线，可姑娘们不是嫌他家只有几间土坯房，就嫌他长得不好看、性格木讷、头脑不活络。工地厨房的胖大婶安慰阿庆：“你呀，现在什么都别想，先赚钱把家里的房子修好，栽得梧桐树，才能引得金凤凰嘛！”

在农村，修房子是头等大事，阿庆对胖大婶的话深信不疑，于是越发把日子过得抠搜。他捡别人扔掉的、摔扁了的铝饭盒，敲敲打打，弄平整了继续用；一辆老胳膊老腿儿的永久自行车，骑上去啷当作响，他也没舍得换。

我妈觉得阿庆心眼实在，性格又软弱，有些可怜，于是偶尔会把我爸的旧衣服送几件给他穿。就是这点东西，都让阿庆感激得不行。

一个周末，妈妈打电话让我送衣服去工地，顺便一起吃午饭。我一进工地大门，就直奔厨房，妈妈正帮胖大婶生火——民工们都是本地人，每天自带米菜，用铝制饭盒装着，得用大锅灶蒸熟。

“今天带的米不够我们3个人吃，门口新开的小面馆还不错，等我帮他们蒸好饭，叫上你爸一起去吃面。”我妈一边在炉灶前烧火，一边对我说。

没多久，我就听见妈妈跟胖大婶抱怨，说烧火的木头都让雨淋湿了，她早叫民工把厨房漏雨的角落遮一下，但没人肯动。胖大婶问她怎么不叫阿庆，妈妈有些为难：“每次都找他帮忙，我不好意思再喊了。”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除了他这个好拿捏的，别人谁愿意没事找事做啊？”胖大婶并不在意。

午饭时间到了，工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厨房领饭盒，胖大婶一见阿庆就吩咐他去修葺厨房。阿庆埋头往嘴里大口地扒饭，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没有别的话。

我和爸妈吃完面条回工地，老远就看见阿庆踩在梯子上，往厨房的顶棚盖彩钢瓦。等我们走近时，他已经盖好了，正小心翼翼地爬下梯子：“王师傅，顶棚盖好了，要是还漏雨就跟我说，我再弄一下。”

我爸看了看，对阿庆说“辛苦了”，阿庆憨憨地笑：“一点小事而已。”背起梯子就走。

那天，阿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红色棉毛衫，腋窝处破了几个小洞，军绿色的迷彩裤明显不合身，裤脚挽了好几层，解放鞋也磨破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妈感慨道：“等他再熬些年，家里盖了新房，娶个媳妇帮忙拾掇，就不至于这样邋遢了。”

工程结束后，我爸所在的监理公司很快给他安排了新工作。

一天晚上，阿庆拎着一只五花大绑的老母鸡，敲响了我家的门。进屋后，他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粗糙的双手在膝盖上摩擦，犹豫了片刻才像下定了决心似地说：“王师傅，听说你现在去了新工地，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还要不要人？”

我爸问他怎么没跟着之前那个包工头，阿庆说自己不想去外地，怕自己去了没人照顾家里的老爹。那时候，阿庆的几个兄弟都在外地打工，毕竟外面的工资比县城高多了。

我爸爽快地答应帮忙，阿庆细长的眼睛顿时燃起了喜悦的光：“果然找你是没错的，工地上的人都说王师傅你是个好人呢。”说着，他把脚边的老母鸡往前推：“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自家养的土鸡，你们一定要收下。”

我妈笑着推辞，阿庆的态度却很坚决，一番你来我往地推让，老母鸡最终还是被留下了。阿庆“嘿嘿”地笑，从我家门口一路道谢到了楼梯拐角处。

后来，我爸就一直带着阿庆干活，辗转好几个工地，等阿庆的兄弟们陆续从外地回来定居，老父亲有人照顾了，他才离开县城。自此，我家就很少再听到阿庆的事。

有一次，外地归来的工友带回了阿庆的消息，说他头几年还安分守己、省吃俭用，后来被工友带去洗脚屋，看上了一个洗脚妹。之后他三天两头往洗脚屋跑，给那女人买吃买穿，花了不少钱。老乡劝阿庆要留几分心眼，说那些女人都是逢场作戏，可阿庆像着了魔，不仅听不进劝，还一心想把那个洗脚妹娶回家。
老乡哭笑不得：“阿庆那个傻子，这是打了几辈子的光棍啊。”

2013年正月，我和妈妈在县城老街上买东西，耳边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王师母，过年好！”
我寻声望去，是阿庆，他的身边跟着个三十多岁、染了一头酒红色长发的女人。

“是我在外面认识的女朋友，叫惠惠。”阿庆一边介绍，一边“嘿嘿”笑。在外面打工几年，他似乎开朗了些，又或许是有了女朋友的缘故，眼角眉梢都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找到女朋友了啊，真好。”我妈看着惠惠，连连点头。

惠惠个子不高，但身材丰满，圆圆的脸上敷了粉，高挑的纹眉下，是一双丹凤眼。她也扯开嘴角冲我们笑，算是打招呼。

我妈问他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阿庆的脸涨得通红：“快了，家里的新房一直在修，等好了就结婚！”他话音刚落，惠惠便含羞带怯地挽住了他的胳膊。

“好好，到时候记得通知我们啊。”我妈热情地说。

告别了他们，妈妈微蹙眉头，拉着我走出了好一段路才开口说：“我觉得阿庆这女朋友面相不太好，眼神里透着算计呢。”

我的心也跟着往下沉，没等我回话，妈妈又自言自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

那年过完正月，惠惠说要回家跟父母商量结婚的事，就带着阿庆给的3万元彩礼走了。工友们知道了，都说阿庆被骗了，让他想开些，可阿庆倔得像头牛，一有空就给慧慧打电话，可连续打了3个月，没有一次接通。

这次“爱情陷阱”使阿庆愁眉苦脸了好久，不过也使他彻底断了找外地女人的念想。他开始新一轮的攒钱，准备找个踏实的本地媳妇过日子。

我一直以为阿庆的事只是我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离我们的生活挺远。没想到2017年春天，我和父母一同去参加小红表姐的订婚宴时，发现阿庆竟成了我的表姐夫。

我妈有几个亲妹妹，大妹妹一共生养了3个孩子，其中大女儿小红最不让人省心。小红年轻时还算漂亮，所以总想嫁个有钱老板做阔太太，但她没能如愿，最后只嫁了一个外地的普通男人。因为婚后好吃懒做、没有生育，没过几年就离了婚。离婚后小红回到娘家，和父母住在一起。

几年前，大姨家盖了新房，但一直没钱装修，还是个毛坯。大姨父懒，身体也不好，一直在家闲着，全家仅靠大姨的一点退休金生活。为了攒钱装修房子，大姨在自家楼下开起小卖部和棋牌室，小红却从不帮忙，每天就在楼上玩电脑。

亲戚们私下里讲起小红时，都纷纷摇头，村里人也开始指指点点。大姨觉得面上无光，于是四处托人给小红介绍对象。媒人问小红有什么要求，她说：“还是想嫁个有钱的，岁数大点也无所谓。”

在我的老家，村里有不少男光棍，大都是因为家里穷。因为要想娶老婆，光有房子还不够，彩礼得8万起步，最好还要有辆车。村里家庭条件不好的人家，男孩如果不念书，基本都早早就出去打工了，无一不是为了盖房子、攒彩礼。相比之下，女孩则省心多了，即便离了婚，照样有人上门说亲，不愁嫁。

一年又一年，小红40岁出头了还没遇上一门让她称心如意的婚事。大姨慌了，主动降低标准，说只要男方年纪相当、有门手艺、老实肯干就行。阿庆有个工友和小红家是同村，听到这个风声，就想起了阿庆。那时，阿庆刚回乡，家里的3层小楼已经盖好了，他的性格完全符合大姨的要求。

两人见面，阿庆对小红一见钟情，觉得她看着年轻，有福相。可小红却不满意，她嫌阿庆没钱，长得也不气派，直到他允诺帮她家装修房子，并给6万块彩礼的时候，小红才勉强点头。

在小红的订婚宴上，我们一打照面，阿庆惊得手足无措——他也没想到会和我家做亲戚，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大姨在一边提醒:“论辈分，要叫姨夫姨母。”阿庆这才羞涩地跟我爸妈打了招呼。

他那天穿着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脸上的皱纹比以前深了许多，头发也有些花白，只有腼腆的笑容没有变。我妈问他这几年在外面怎么样，阿庆连连点头：“还好，反正到哪里都一样辛苦，不过外面的工资是不错的。”

我爸问他以后还出不出去，阿庆的笑容有点羞涩，他看了一眼未婚妻，说：“不去了，订婚以后想在老家这边安定下来。”

不远处，描眉画眼的小红身穿大红色的裙子，正和身边的姐妹们聊天。似乎感觉有人在看自己，她也似笑非笑地回望了一眼，眼神却没什么温度。

为了实现给女方装修房子的承诺，阿庆订婚后搬进了小红家。小红说两人还没领证，不愿意同居，阿庆就住在隔壁的空房间里。

一开始，大姨给了阿庆1万多块钱作为装修费，可这笔钱很快就见了底。阿庆不好意思跟未来的丈母娘开口要钱，于是自掏腰包补贴。他本就是水泥工，很多活儿自己就能搞定，连请工人的钱也省了。大姨逢人就炫耀：“我女儿离过婚怎么了？不照样有人要，还能给家里带来这么多好处呢。”

几个月后的端午节，大姨请亲戚们去她家吃粽子，妈妈带我去了。小红家的红砖外墙已经抹上了水泥，往日破烂寒酸的客厅也焕然一新，墙面刮了“大白”，再配上新买的大圆桌和家电，终于有了新房子的感觉。
“这房子修得挺好。”我妈边看边夸。

“都是阿庆自己弄的，家电也是他买的。他倒是挺能干，我这房子邋遢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有个模样了。”大姨给我们倒茶，笑得见牙不见眼。

“你们家这女婿挑得不错，阿庆以前在工地上就是个老实肯干的，虽然相貌不起眼，但过日子嘛，做人实在才最要紧。”我妈认真地说。

大姨在旁边坐下，叹了口气：“就是我家小红一直对阿庆不太满意，嫌他总是脏兮兮的。”

“这事你要劝劝小红，弄得一身脏还不是因为要干活，洗个澡换身衣服不就好了。”我妈打抱不平。

大家正聊着天，阿庆突然从侧屋闯了进来，他手上拎着个滚筒刷，头上戴个鸭舌帽，衣服、帽子上到处都是干了的腻子粉。大姨亲热地招呼他：“阿庆啊，去洗把脸，到楼上叫小红下来吃粽子。”

阿庆赶紧摘下帽子，去屋外洗了把脸，掸了掸身上的灰，又扯了扯皱巴巴的衣服才三步并作两步地往楼上跑，结果正好遇到下楼的小红。

“小红，妈让你下来吃粽子。”阿庆说。

小红瞟了他一眼：“知道了。”

坐下后，阿庆剥开一个红枣馅儿的粽子递给小红，小红不但没接，还嫌恶地说：“我不爱吃红枣的——你说你这手怎么就洗不干净啊？”阿庆窘迫地缩回了手：“我、我再去洗洗。”

亲戚们在旁边看得面面相觑，颇为尴尬。

那天，阿庆送大家出村时，我妈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阿庆啊，小红从小就被父母宠坏了，娇纵过了头，她有些话说出来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

“我知道的，丈母娘也跟我说了，小红脾气不好，说话直，但没什么坏心眼。”阿庆露出了他惯有的憨笑，“师母你放心，我都快50岁的人了，好不容易说上个媳妇，我会对小红和她们家好的。”

在阿庆的努力下，大姨家的毛坯房终于装修完毕，焕然一新。阿庆提出领结婚证，却被小红一口拒绝：“房子是修好了，但6万块钱的彩礼还没给呢。”

这事被我妈知道了，她愤愤不平：“阿庆给她们家弄房子都是自己出的钱，这钱怎么就不能算在彩礼里面了？”

“这就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也只是亲戚，不好插手她们家的事。”爸爸怕妈妈去找大姨说理，忍不住提点。

自从房子装好了，大姨就经常喊姐妹们去她家做客。到了中秋节，她又在家里大摆筵席款待亲戚。
几个月不见，阿庆比原来更黑更瘦了，我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小红说：“你可没照顾好你未来老公啊，看他这脸瘦得都没二两肉。”

小红的面子有些挂不住，辩解道：“他这么大个人，还要我照顾吗？”

我妈正色说：“话可不能这么讲，既然和他结婚，你就要有个妻子的样。”

小红把一张白脸憋得通红，阿庆见状赶忙过来打圆场：“师母，这可不怪小红，我生来就是这黑瘦猴子的模样，没办法的事。”

席间，有个表姐问小红准备什么时候领证办婚礼，小红一边说一边瞥旁边的阿庆：“早着呢，他还有彩礼没给。”

阿庆笑着低下了头，气氛一时有点僵，我爸不忍心，便转移话题：“阿庆，听说你去了西郊的工地，还好吧？”

“挺好，只是这个工程小，很快就要完结了。”阿庆有些遗憾。

我爸安慰他说，以后要是有认识的包工头招人，会帮他介绍。阿庆很高兴，小红却翻了个白眼：“这没前途的泥水匠，看来你是想做一辈子了。”

阿庆装修房子期间，他父亲没人照顾，就被兄弟们接走了。少了牵绊，他便像入赘女婿一般，挑起了小红全家的生活。

因为大姨和姨父都不喜欢干农活，房子后面有一大片田地荒废了许久。阿庆把这片田开垦出来，种了青菜、番薯、花生、甘蔗……有时他还会去江边捕鱼，给家里添菜。

阿庆感念我爸妈当年的照顾，常会在出门上工时绕路，送来蔬菜和鱼虾。我妈问起他的婚事，他总支支吾吾，后来终于忍不住说，当初自己存下的一点钱都补贴给丈母娘修房子了，现在每个月的工资不但要支付老父亲的赡养费，还要给丈母娘伙食费，给小红一些零花，所以很难存下彩礼钱。

我妈忍不住了：“阿庆啊，你也太老实了，直接跟他们说这彩礼算在装修房子上不就行了？”

阿庆慌忙摆手：“不行不行，小红会不高兴的。我都快年过半百的人了，好不容易说上门亲事，哪里还敢去丈母娘面前说三道四？我辛苦点没关系，这6万块钱彩礼肯定能攒上。”

可是，眼看一年又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等来阿庆和小红结婚的消息。

2018年年底，阿庆去柬埔寨打工了。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在国外了。我父母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去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钱没那么好挣。

大姨却轻描淡写地说：“是他自己要去，我们也没道理拦着。听说去那里一年能赚十几万呢。”

每隔几天，阿庆就会给小红打电话，说他在柬埔寨还干老本行，工资待遇不错，就是天气热，有点不适应。他一再承诺，等干满一年，攒够了钱就回来结婚。

一年后，阿庆回国，没人知道他在外面吃了多少苦，我只觉得他看上去又老了一些，脸上的沟壑明显深了不少，连背也有些佝偻。

当他把大红纸包好的6万块彩礼郑重地交给大姨和姨父的那一刻，表情庄严，似乎这沓钱是一块砖，即将填满他人生中的那一处遗憾——订婚2年多，他终于和小红领了结婚证。

婚宴上，穿西装的阿庆容光焕发，不停地给大家敬酒，咧开的嘴就没合拢过。而新娘小红却很淡然，只浅笑着招呼客人。

那天，阿庆双手端着酒杯给我父母敬酒，颤抖着说：“王师傅，王师母，我今天娶媳妇了！”有个喝多了的亲戚不小心撞歪了阿庆的新郎胸花，他赶紧放下酒杯，认真地把胸花摆正，那样子像个虔诚的信徒。

婚后，小红说去阿庆家住不习惯，还想住在娘家，我妈却觉得她是怕过去要照顾公公。

阿庆的兄弟们不乐意了，指责阿庆像个倒插门的，不但照顾不了父亲，还白瞎了自家修好的房子。阿庆左右为难，最终还是不惜得罪兄弟们，顺了小红的意。用他的话说，老爹没有自己，还有其他儿子，“我活了半辈子，好不容易才娶了个老婆，是万万得罪不起的”。

阿庆的人生只差个孩子就圆满了，可婚后他才知道小红患有不孕症。阿庆很失望，但又不敢在小红面前表现出来，只能背地里唉声叹气。大姨看出端倪，提议他们领养个孩子，阿庆一想也行，他兴致勃勃地跟小红商量，准备等过完2020年春节就去办。

谁曾想2020年初，疫情让人措手不及，小红家所在的村子也被封了路。亏得阿庆在屋后种的那些菜，家里才不愁吃的，只是不能外出打工，阿庆没了收入。

小红很不满，听说武汉建方舱医院招募建筑工人，薪水可观，她天天鼓动阿庆去武汉。向来对小红唯命是从的阿庆第一次拒绝了：“不，我不去！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

“别人都能去，你怎么就去不得？就算感染了，也是国家免费治疗，又不用你掏钱！”小红愤愤地说。

见阿庆态度坚决，小红又拉上大姨做说客，可是任凭母女俩怎么说，阿庆就是不点头。大姨给我妈打电话抱怨：“你说阿庆这个死脑筋，这种时候难得有赚钱的机会，而且薪水那么高！还说什么过完年要领个儿子回来养，这养孩子不得花钱啊？”

我妈劝道：“他不肯去也正常，武汉疫情严重，一般人都会害怕，你们就不要逼他了。钱嘛，以后再慢慢赚吧。”

县城解封后，各个工地迟迟没有动工的消息。已经待业几个月的阿庆急得不行，每天骑着小电驴出门，像个没头苍蝇似的到处打听。出事的那天早上，阿庆临走前还说回家后要去江边捕鱼，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傍晚时分，交警队给小红打来电话，说阿庆出了意外，等一家人赶到现场时，路边停着一辆半挂车，阿庆的小电驴被撞得七零八落，他半个脑袋都没了，躺在血泊里，早已没了呼吸。

大姨念在我妈身体不好，没敢把事情告诉她，还是其他亲戚不小心透露了消息。据说，亲戚们去吊唁时，小红坐在灵堂里，正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朋友讲电话，说自己最近皮肤不太好，想去做个面部护理。亲戚听得心里发寒，觉得她太冷血了。

后来，大姨来我家做客，忍不住把阿庆的事说了出来。我妈拍着胸口念了几声佛，大姨嗑着瓜子，反倒安慰她：“姐，你也别太难过。你们都说阿庆是个老实人，我们后来才知道，其实他也没那么老实，有很多事情都骗了小红。当初我们问阿庆有没有交过社保什么的，他说交了。只怪我们一家太老实，没让他把凭据拿出来看。他人走了以后我们去查，社保局竟然查不到他的信息，这也叫老实？”

“还有啊，他跟家人关系都不好，这人没了，兄弟们为了给老爹争赔偿款，跑来跟我们吵架，骂得可难听了，后来就再也没来过。丧事都是我们家在操持，小红可受累了。”

听了这些话，我爸妈冷着脸沉默了。我妈后来告诉我，她觉得阿庆没交社保是舍不得花钱，“他辛苦半辈子就为娶个媳妇，结果炕头还没焐热，人就这么走了”。

我爸问交警队最后是怎么判的责任，大姨说阿庆闯红灯，半挂车超速超载，双方都有责任，事情还没处理好，所以赔偿款也没拿到。最后，她还怜惜地感叹：“这些事现在都要我家小红一个人跑，也是难为她。”
这番话不带一点人情味，把我妈气得够呛。从此以后，她就渐渐和这个妹妹疏远了。

---

作者：燕子坞

来源：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