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夏季赤热的街头，在霓虹灯下的垃圾桶里翻找食物，生病因无身份证件没法去医院。遍布于上海各个角落的流浪者群体，在这个繁荣都市的缝隙里游荡。
01
上海火车站北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区外面，一位50岁左右的大叔，正蜷缩着身体躺在一块软垫上睡觉。夏日炎炎，他戴着一顶鸭舌帽，穿着夹克衫，脚上是一双粉色女士人字拖。一个脏兮兮的蓝色拉杆箱立在小区的栅栏旁，栅栏的石阶上摆着几个水杯。
这是一位“街友”，也就是多数人称之为的流浪汉。他安然地睡着，紧握的右手搭在下巴颏上，像是一种自我防卫的动作。旁边车流穿梭在宽阔的马路，不远处是熙熙攘攘、气势恢宏的火车站，小区栅栏上的尖刀彰显着森严门禁。他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这路边的一席一地之上。
作为上海“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组织的一名成员，我见过太多类似的情景。本能驱使我停下脚步，蹲下来轻声叫醒他。他身体没大问题，但还饿着肚子，正好旁边有包子铺，我起身去给他买几个包子。
等待中，一位中年男人在我身旁问道：“你是要给睡觉的那个人买包子吗？”我回答是。中年人有点情绪激动：“不要给他买，有手有脚的为什么不去工作？当个保安也能养活自己啊，你们这样不是助长他不劳而获吗？”
我不想和他多说，也怕流浪者听到，就朝他竖起大拇指，说：“你说的对。”也许是他没料到我会这样回答，铁拳打在了棉花上。他一边嘴里嘟囔着，这样是养闲人啊，一边转身离开。流浪者接过我的包子和豆浆，看我是真心帮他才放下戒心。我们聊了起来。
他姓郑，52岁，老家在河南信阳息县农村，已在上海流浪多年。年轻时他打工没攒下什么钱，还曾犯过事儿，被处理过。现在他一条腿静脉曲张，别说干活，走路都疼。前几年老郑回过老家一趟，父母都已去世，老郑光棍一个，也没有亲戚愿意管他。村干部曾说可以给他盖房子，申请低保。
我问他：“那挺好的呀，你怎么不留在村里呢？”老郑斜着看我一眼：“盖房子有什么用？我一个人咋生活？”他的低保一个月300多，还不够吃饭，而养老院60岁才能进。他打算60岁回去。
区别于城市中的乞讨者，流浪者往往习惯于坐在路边，多数并不会主动打扰行人。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些流浪者不工作，就是懒。实则并非如此。加入上海“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组织的七年来，纯粹因为懒惰而不工作的流浪者或许有，但我很少遇到，大部分流浪者选择流浪，都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
老郑试图找过工作，但即使是当保安，对他来说门槛也不低。保安招聘要求一般是年龄18—45周岁，身高1.70米以上，初中以上学历，五官端正，无犯罪记录。工作内容：根据相关要求对进入服务企业车辆及拜访人员、参观人员进行安检、登记和引导，立岗、巡逻、文明礼貌待人，对进出车辆敬礼。
这是网上常见的保安招聘广告，条件已经很宽松了。但老郑几乎没有一条符合，他52岁，身高167cm，没上过初中，有犯罪记录。而那些小区、停车场要求低的岗位，首先会解决本地失业人群的需求。老郑这种没有技术只有体力的流浪者，大部分做不了长期工，只能做日结工，还经常碰到无良中介克扣工资。
于是他们的常态便是流转于街头，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霓虹灯下的垃圾桶里翻找食物，栖身于街边、天桥下、肯德基店、二十四小时自助银行的角落。像一片随风飘荡的落叶，遍布于这个繁华大都市的缝隙之中。
02
我是1978年生的人，在上海开了一家小公司，有妻有孩，生活还算过得去。2014年我加入“流浪者新生活”公益组织，业余时间开始接触流浪者，和团队成员一起给他们发饭，送衣服，提供一些救助。
很多流浪者之所以选择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生活，一方面是因为一线城市的人素质高，不太会去伤害他们，好心人还会给他们买饭。另一方面，这里生活水平比较高，垃圾桶里有丰富的食物，甚至能捡到钱，衣服和鞋子。显然在这里他们比在小城市生活的更好，但作为城市的一员，他们分明又是最底层的一群人。
所有大都市几乎都有A、B两面，一面代表城市文明的至高点，一面是隐蔽在城市文明之下的伤口。拉斯维加斯作为美国内达华州最大城市，奢华壮观的赌城下方，布满了500英里的地下隧道，下面挤满了形形色色无家可归的人。这正是现代城市文明的悖论。
流浪者找不到工作，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没有身份证。因此，在马路上他们被熟视无睹，成为一个隐形的、透明的人，在户籍上也同样无迹可寻。
聋人流浪者张志旺，53岁左右，2000年流浪到上海。他先天聋哑，会简单的手语，也能写几个字。他靠捡瓶子、收集纸板箱生活，平时见谁都笑，街友们都很喜欢他。他手臂上有匕首和蛇的纹身，腿上长了牛皮癣一样的东西，一块一块的很硬，走路时腿有点跛。
这天他试图向我们求助，但他没学过正规手语，只会简单地比划，复杂一点的，手语义工也要连蒙带猜，能明白个50%。我们带他到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挂号，当护士问他好要身份证时，他摇头表示没有。因为他从小就没办过身份证，也不知道家在哪里。
最后他趴在医院前台，歪歪扭扭地写出自己的名字。这是他区别于这个城市中一棵树、一块砖、一盏路灯的唯一证明。
好在医院通融，义工带他在医院皮肤科做了几项检查，花了几百块钱。不久他的小腿皮肤明显好转，见到我们，他会弯下腰把裤腿卷起来给我们看，满脸笑容，高高地竖起大拇指。
像聋人张志旺这类流浪者，我们知道的共有五个。在很多人的认知里，人就应该有户口，有身份证。实际上，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无户籍人员大约1300万人。10年后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14.1亿，如果按之前1%比例推算，保守估计大概有1000万无户籍人员，其中就有各种原因造成无户籍、无身份证的流浪者。
造成无身份证的原因有很多。流浪者吴正贵，从小被养父养母带大，因为年轻时想把户口迁出落在同学家，没有成功，又迁不回去，于是成了黑户。
他曾试图去派出所补办身份证，派出所需要他提供的材料有，居民户口簿、机动车驾驶证、护照等公安机关签发的有效身份证件。但他一样都拿不出。
养父、养母相继去世后，二十岁左右的吴正贵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在将近40年的颠沛流离中，他2次被收容所遣送，无数次被警察盘查，查不到任何身份信息。他无法坐车、无法住店、没有银行卡及任何证件，成为现代社会城市中被现有条例屏蔽在外的隐形人。
如今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平时也做一些义工，好心人为他提供暂住的地方。生活不像之前那么狼狈，但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户口问题。警方为他查了很多回，他每次都失望地离开，嘴里念叨着：“诶，怎么这么奇怪？”
有时他一路上都在重复这句话，那发问声终被马路上的车流席卷而去。
03
严格意义上说，流浪者并非乞讨者，有些流浪者没有明显特征，混在人群中，衣着整洁干净，很难被辨认出来。这是他们刻意为之的“隐身”，伪装出的体面是为了避免受到关注。像一滴水溶于江河，一丝风裹在一阵风中。把自己淹没于川流不息的人潮，仿佛能与他们共同享受同等重要的尊严。
而一旦身体有了残疾，他们就只能不顾一切，凭借引人注目的乞讨方式为生。
盲人方成涛常年活跃于地铁站，不声不响地坐在通道边上，怀里抱着一根红白相间的盲杖，地上放着空碗，有时是吃过的泡面桶，有时是吃过的塑料饭盒。旁边放着一大包编织袋的行李，以及挑行李的木棍，行李旁有一块纸板，上面写着 “我眼睛看不见”。
他戴着帽子，一直低着头，帽子上不知被谁用彩笔画了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好像在注视前方。地铁站人来人来，乘客往碗里投个硬币时，方成涛会抬起头说声“ 谢谢！”。
方成涛今年58岁，老家安徽蚌埠，早年在上海做小买卖。有一天走在路上，他被一辆工厂的车子撞倒，经过抢救捡了一条命。不料伤愈出院半年后，他的眼睛突然失明。找工厂赔偿未果，他从此奔波在上访的路上，为了维持上访开销，成为一名流浪的职业乞讨者。
多年来他看不到这座城市的发展变化，只能感受到地铁里匆忙的脚步声、风声、地铁进站出站声，好像从未变过。早晚高峰，当无数脚步如万马奔腾般向他袭来时，他常常感觉有很多只眼睛正聚焦在他身上。
惶恐仅维持数秒，生存本能让他对周遭的一切处之泰然。心想，也许并没有人在看他。
救助站是城市中为流浪者提供的避难所，但一般只能提供临时救助，比如没钱买票回家，可在救助站住上一两晚，救助站帮忙买票。再复杂点的情况，他们需要斟酌一下。另外，很多流浪者不愿进救助站，因为要上交手机和所有随身物品，不允许抽烟喝酒，不能离开房间。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过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
对于很多流浪者来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年老体弱后，身归何处。安卫东就是其中之一。
安卫东是我认识七年的流浪者。他一直在火车站附近流浪，白天捡瓶子、纸箱子卖钱，晚上去过天桥下露宿。卫东长了一圈白白的大胡子，腆着个大肚子，左手缺了一根食指，没事就坐在阴凉处的马扎上睡觉。
有一次我问他：“卫东，你多大了？” 他伸出有食指的右手比了一个八: “ 八十多了。” 但他身体很硬朗，一点不像八十多。根据他所说的属相和经历，我们推测他是1947年出生的，今年75岁。
卫东为人憨厚、老实、善良，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好，不想被困在救助站。我们很希望能帮到他，解决养老安置问题。但他说：“不用你们帮，老了就死在街上，等120拉走算了。” 和其他老年流浪者如出一辙。他的身份信息查不到，我们曾领他去派出所查过，但一无所获。
经过漫长的七年相处，我们拼凑出安卫东的一生。
安卫东老家安徽蚌埠，小时候也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娶，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一起生活，经常吃不饱去菜市场捡菜叶，拾煤渣。文革期间，他是激进派，自称去过北京，被毛主席接见过。文革结束后，他在安徽白湖农场坐了10年牢，出来后父亲和继母去世。他便远赴河北农村，种了几十年果树。
后来回到安徽老家，但谁都不待见他，一气之下他跑到上海流浪。很多事情因为年代久远，卫东记忆已经模糊。他终身未娶，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对回家养老这件事已不抱希望。如果要帮他恢复户籍，就要寻找将近40年前的线索。
我们在联络了所有能联络的单位，总算有了一些眉目，希望他有叶落归根的那一天。
04
在2003年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没有废止前，很多流浪者以及没有办过暂住证的普通市民，会被强迫抓进收容遣送站，或被罚款。新法规实施后，各地救助站服务态度不尽相同，有的流浪者受到过歧视甚至侮辱。这都给流浪者留下了不好的记忆。
但这几年我们接触的救助站工作人员，态度都非常好，服务意识很强，也解决了一些患病流浪者的就医和养老安置问题。很多流浪者不了解情况，还是用老眼光看待救助站。在流浪者和救助站之间搭起一座信任的桥梁，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上海的流浪者也不都是无家可归的外地人。流浪像是一种宿命，被上帝投下的骰子砸中，但个中缘由不尽相同。
几年前在网络走红的流浪者沈巍，正是上海本地人，他曾是一名公务员，因为种种原因和家人断绝关系，流浪了二十多年。他多在上海杨高南路地铁站附近栖身，喜欢捡垃圾，画画和读历史之类的书，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他因语出惊人而被称为“大师”。
张少华和沈巍一样是上海本地的流浪者，他身世更为复杂，漫长的流浪生活也没能让他成为“大师”。
年轻时他在新疆做过知青，户口跟着迁了过去。1980年知青返城，他想把户口迁回上海，但父母已于几年前去世。他不但没有分到任何房产，弟弟、弟媳也不同意他落户，于是被迫四处漂泊。上海站建成后，候车室成为他长期固定的居所。
如今82岁的他从不捡垃圾，强撑着身体干点排队的活，赚点零钱。他常说：“阿拉是上海宁，不应该与他们为伍。”但他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后来没人敢用他。
即便如此，老爷子依然维持着最后的倔强，只要天气允许，要么穿衬衫，要么穿西装。领饭时，他永远排在队伍最前面，捍卫着火车站元老的地位。但前几年去领饭，他只需走个十分钟，现在拄着棍子，背着行李，要半个钟头才能挪到。
他太老了，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流浪中，看着故乡上海日渐繁荣兴盛，高楼拔地而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而这一切都与他无关，故乡分明就在脚下，任凭他如何流浪都无法抵达。
他那年迈的身体再也经受不住风餐露宿的生活。
在我们的劝导下，他终于答应接受帮助。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身份证，我们一次次带着他去派出所查询，都没结果，后来在市救助站的帮助下，查到了他的身份信息。他的养老安置问题总算得以解决。
还有一个好消息，最近吴正贵的户籍也将得到解决。经过河南洛阳派出所的努力，查找到当年他迁入的户籍档案，又联系上了他嫂子。警方说，可能会帮他重新办理户籍。
年近60岁的吴正贵知道消息后，表现得非常高兴，他也想回老家看看。年轻时，他喜欢一个人四处游荡，没想到因为无身份，这么长久地被困在异地他乡。他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愿望，坐火车去西藏。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撰文 | 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