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家的乡村女人们

发布者 | 2021年10月7日

图片

女性如今是许多乡村家庭的经济顶梁柱。她们远赴城市,填平家中负债,赚钱帮补家中生计。相比于只能提供体力劳动的丈夫,她们更受城市的欢迎,这一变化,提升着她们在乡村家庭里的地位和话事权。

01、成为顶梁柱

只要收到工资,周文芳就会立刻转走大部分钱。

周文芳不喜欢欠别人的感觉。每月1号是46岁的周文芳开工资的日子。她收了条短信,显示7千元工资进账,第一时间拨了5千元出去还债。小儿子结婚时筹彩礼钱,还欠20余万元借款待还,目前周文芳每月从工资里拨出的5千元是所有还款的来源。每月债务消失一部分的这个感觉,她一刻也不想等。

今年是周文芳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的第8个年头。眼下,她在一户雇主家做育儿嫂,每天从清晨6点半开始工作,晚上9点多结束,大部分工作围绕着雇主家刚出生70多天的二孩和上幼儿园的大宝:带娃看管、准备吃食、接送上课,等等。今年雇主家多了个新生儿,每天的工作因而变得更加紧张琐碎。但也因为新生儿降临这个家,周文芳的工资从每个月六千五百元涨到了七千元。

周文芳的丈夫原本在内蒙古干工程队。前两年,周文芳在山西老家的婆婆年纪大了,身体有些病痛,她的丈夫就辞去内蒙古工程队的活儿,回到山西老家照料老母亲。现在,男人在家附近找了一份大车司机的工作,每个月的活计不稳定,时而出去跑,时而在家里等待。当初办下这辆车的车贷有60余万,周文芳男人和一个同乡老汉一起养一辆车,车贷摊在两人身上,每人每月一万块。因此,周文芳的丈夫挣了钱优先还了贷款,每月其实攒不下什么钱,只够自己周转。

最近几个月,疫情紧张,许多线路都不能跑了,丈夫只得留在家里等活儿。以前他在外面漂习惯了,如今在家里等待,周文芳觉得他变得:“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也不顺眼。”她把丈夫的焦虑看在眼里,但也想不出太好的办法帮丈夫纾解:“形势不好也没办法。”

周文芳每个月7千元的固定收入稳住了这个家——有了这笔钱才能保障“还款进度条”稳定推进。再扣去生活费,余下的钱就看情况补贴给老家的公婆、子女和丈夫。 妻子离家,留守家中的丈夫也担起了家里的家务。“他以前连厨房是什么样都没见过,” 周文芳打趣道,“后来我来了北京他回了老家,一个人的时候没办法就也慢慢学会做菜了。”有一次,周文芳的婆婆外出去看亲戚,家里没有人做饭了。看着不会做饭的小儿子和有身孕的儿媳,周文芳的丈夫只能自己下厨给家人准备食物。

在周文芳的山西老家,从前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在老家照料。现在,与她同龄的女人大多来到城市务工,收入成为家中主要经济来源。与此同时,另一种“巧合”是,男人中许多人的在外漂泊到了四十五岁上下时,会选择回到家乡:照顾老人、家事、子女和田地。

桑柳中秋节没有回家,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爬了香山。北京今年的秋天多雨,天凉得更早一点。前几天刚下过雨,山路松软不好落脚,但登高后的清澈空气让桑柳感到十分自由。

桑柳是贵州遵义人,家乡多山,自己也喜欢到各处的山林里感受自然,丈夫许七是重庆人,嫁过去之后,桑秋跟着丈夫把他家周边的山都登了一遍。2012年,她和丈夫一起来到北京务工,而现在丈夫回到了重庆,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保安,自己则在北京一家医院的饭堂工作。

准备返程的时候已经傍晚四五点钟,许七打过来一个电话,知道她和朋友在香山后,便嘱咐桑柳“中秋节了,和姐妹一起吃顿好的饭菜”,桑柳应了声之后就挂断了电话。自从夫妻二人分隔两地,桑柳觉得丈夫对自己的“嘱咐”变得更频繁了:“北京要降温啦,你得注意添衣”“最近哪里哪里又有疫情了,出入都记得戴口罩”,等等。

但桑柳仍然对丈夫的工作选择感到有些无奈,“他在家乡的那个工作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开过工资了”,现在则是她承担起补贴家乡老人和自己儿子日常花销的任务。

在城市中挣到的钱会迅速被女人们安排上其他用途:儿子的首付、结婚的彩礼、女儿的嫁妆、老人们的医药费、老家的债务、日常的贴补等等,鲜少有花费在自己身上的开支。

“我能花什么钱,每个月4天休息,就车费、饭钱,一个月也没几百”,周文芳身量不高,穿戴整洁,说到工作与挣钱时的神采像一块计算精密、打磨完美的轴承,在机器的运作中,不断承接住上下左右的相互作用力,流畅的、飞速地旋转,关键又稳妥地完成一次又一次家庭作业,却还不到停下来检修的时刻。

图片

02、出走

光景回到2004年,黄土高原黄土依旧。

周文芳一家生活的村庄里,年轻男人们大都外出打工,女人们则留在村里料理家事。当时她丈夫到内蒙古的建筑队工作,开铲车,跟工程,每个月能挣两千多元。周文芳留在家照顾一双年幼的儿女,也养一些鸡、兔,种一些菜补贴家用。

周文芳记得那是一段忙碌的日子:早上五点半起来喂鸡,然后给孩子们做饭,然后到田里干活。中午十一点回家,喂鸡、收鸡蛋,午饭过后带着两个孩子到田地里干活,傍晚回来继续给孩子们做饭然后哄他们睡觉。

就这样过了几年之后,孩子们临近小学毕业,周文芳和丈夫准备在老家盖座新房,前前后后总共需要将近二十万元。她算了算手头的积蓄,卖鸡攒下了六万多,地里的收成也攒下了六万多,就向别人借了八九万元借款。

可是光靠丈夫一个人还钱要还到什么时候呢?周文芳想:“我不想欠别人的钱。”为此着急得不行。

农乡男性进城务工的工作选择并不算多,或是像周文芳丈夫在建筑工程队里做工,或者来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多从事快递员、外卖员等高体力劳动的工作。外出务工的男人们步入四十五岁之后,工作空间会逐年被年龄增长压缩。继续留在城市的男人一般会从高体力付出、高回报的岗位上退下来,从事保安、后厨洗碗工等类型的工作。

相较而言,城市留给女性劳动者的空间则是另一番景象。根据《2018年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内容显示,受二孩政策、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一线城市中对于家政服务等“女性”特质明显的工作需求量持续增长,收入也更可观一些。

周文芳那时候有几个同乡的姊妹外出到城市打工,其中一个来到了北京做家政工,每个月就能拿到三千元左右,这着实比起在田里更有“赚头”,只要省吃俭用,加上丈夫在工程队的收入,一家人很快就能把借款还清,周文芳心动了。

于是她决定也要出来,到北京务工。她不放心两个孩子,考虑到他们都上了初中,能理解母亲所做的决定,最后周文芳咬了咬牙出来了。虽然孩子们理解母亲的决定,感情上仍然不舍得与母亲分开,他们和母亲说,每次分开都数着日子盼着她回来。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也和小孩似的,到了买票要离开的时候就开始数日子‘还有多少天可以回来’,心里就不是滋味,舍不得,”周文芳回忆,“但就这样生活,你就没办法。”2013年的九月初,孩子们刚刚开学,周文芳坐了一夜火车来到了北京。

桑柳独自赴北京务工,也是为了全家生计。第一次到北京务工,桑柳和丈夫许七结伴而行。许七比桑柳年长八岁,在一个工地建筑队做木匠,每年的薪酬占家庭收入的大头;桑柳则在一家医院的洗衣房工作,每个月三千元工资,正好足够夫妻俩和老家的琐碎开销,这样也慢慢攒下了一笔钱在遵义买了房子。

一直到儿子读高中那年,夫妇俩决定回到老家。一是为了照顾孩子高考前关键三年,二是丈夫许七的父母年过八旬,身为人子,许七觉得自己应当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于是2017年,他们从北京回到了老家重庆。

从北京回到老家,桑柳很难适应。她在儿子学校附近找了一家超市工作,月收入从月薪3000元降到月薪1800元,假期也从每月4天降至每月两天。许七在老家一家药店找了工作,但入职体检时检查出慢性病,无法入职,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做重体力劳动。最后,他在侄女帮助下,在老家一个房地产公司找了份保安的工作。

直到现在,桑柳提起丈夫的工作时依旧能捕捉到一丝赌气的情绪。她起初觉得丈夫的这个病症只要好好注意身体指标,也并不会影响他去找一份工资再稍微高点的工作,不理解他为什么就情愿留在那里呢?

上有老人,下有孩子,每月家庭花销比之前只增不减,每个月1800元的工资显然不足够桑柳开支。于是在收到北京工友发来的招聘消息之后,桑柳在2018年的春天又回到了北京。

坐上返程火车的那天是农历四月初一,南风吹过,天气逐渐暖和起来。那天是她的生日,她也是在上了火车之后,收到了家乡姐姐的问候信息才反应过来。

从重庆到北京那班火车要开18个小时,桑柳在火车上过了37岁的生日。没什么可庆祝的,就吃了一碗方便面。

桑柳成了一家老小的稳定经济源,每个月工资涨到了五千左右,除了缴保险的钱之外,还要预备出补贴给老人和孩子的生活费。下学期开学之后,孩子大学的学费也是由桑柳缴纳的,他的专业是科技金融,今年放假回来该买电脑了,桑柳开始着手把这笔钱给孩子准备出来。

“去年我婆婆借机暗示我’许七现在生活费都没有了,是问他哥哥借的’,然后我就说‘该给您老人和孩子的钱我都会给,但他我不想管,让他自己想办法吧。”

03、角色变换

在桑柳和许七的家中,发生了一种角色变化。妻子担起养家的责任,而丈夫许七则负责守家。

桑柳觉得丈夫是个贴心的人。以前,这种贴心是在外面扛事儿。第一次一起到北京打拼,许七有一次晚上骑电动车回家不小心撞到了树上,怕桑柳知道了担心,就瞒着没有告诉。后来房东看到了那车撞得厉害问起来,许七才说了实情。丈夫个性老实沉默待人熨贴,这让桑柳感到安心。

现在丈夫回到老家,自己则留在北京,虽然不比从前两个人相互扶持,但桑柳也想通了:“虽然他那个工作工资不稳定,但好歹保险都给交着,每个月还有4天假期可以回家照顾照顾公婆,我也就不想是不是要让他换个工作这回事儿了,保重身体最重要。”

今年5月20日,桑柳收到了许七的“520”元转账。她知道丈夫的经济情况,心里生了疑惑:“怎么有余钱来应年轻人的节日呢?”问过后才知道,是儿子给许七发了520元,让父亲把钱转给母亲,他对父亲说:“你都不给妈花点钱,把这个转发给妈妈。”之后,桑柳收到了儿子的另一份转账。

“那时候他打暑假工还不满一个月,只拿了不到1800元工资,就把1000多块花在了我们身上。”桑柳说。今年5月,桑柳的儿子小许来到北京做暑期工。原本计划和其他同学一起去别的城市,但桑柳在北京,想让孩子过来身边,儿子接受了母亲的建议。

桑柳说,儿子从小就很懂事,虽然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和他们分开,由爷爷奶奶照料,但他们每周都会通电话,好在小许没有和其他年纪相仿的叛逆少年一样肆无忌惮发泄青春,也从不会和爸爸妈妈表达过多让他们担心的情绪,只是偶尔会在电话那头问桑柳:“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以前在孩子眼里,父亲的形象总是严肃的、有力的。但凡事没有“永久”一说。后来许七回到了重庆老家,小许长到了懂事的年纪,大概也察觉到了父亲经济情况的变化,并决心为此做些什么。8月底,做暑期工的最后一个月,他因为新学期开学的事情提前离职,没有做满一个整月,拿到了1900元工资。他把这其中的1400元都贴补给了爸爸,只剩下了500元去买自己计划买的东西。桑柳为此有些吃味,心里却也十分动容:“儿子是个孝顺的孩子,是知道谁更需要这笔钱的。”

回到家后,丈夫的体贴换了一种方式。周文芳的丈夫刚回到老家时,准备考大车驾驶证,学费、考试费七七八八加起来要1万多块,也是周文芳出了这笔钱。后面在考试中,丈夫一次性拿到了驾照,他对周文芳说:“你看,一次就过了,我也能对得起你。”跑运输每月的收入也不稳定,老家里里外外都是由周文芳出钱打理的,丈夫也明白,他和周文芳说:“这几年辛苦你了。”但周文芳私下觉得,一对夫妻间,怎么谈得清楚谁辛苦谁不辛苦呢。

留在城市,桑柳基本上每个周六都能收到丈夫许七发来的消息,有的时候提醒她天气,有的时候提醒她注意疫情,有时候只是单纯想告诉妻子自己在做什么。桑柳觉得时间这样慢慢过,两个人都过成了亲情。自己留在北京工作,许七也比以前要更在乎自己了,他在手机上看到什么有趣的会分享过来,而桑柳也会偶尔分享,比如说晚上散步时看到的某一轮又圆又好的月亮。

在城市中生活,比起日常琐碎的工作,周文芳觉得每个月4天休息的时候更累,心里累,因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早些年的时候,周文芳会和老乡到附近的公园坐一坐,两个人就在那凳子上坐一天,聊一会儿,眯一会儿,再看看公园里的其他人,一天也就过去了。后来知道了在北京也有一些公益的社工中心,这才有了休息日的合理去处。

桑柳以前确实也会觉得孤独,但孤独有孤独的好处:“偶尔不需要在意别人的想法,也挺舒服的。”休息的时候,她吃碗羊肉泡馍或是一碗米线,然后坐上门口的任意一辆公交车。不看站点,只记方向,到终点站之后再乘其他的公交车回到住的地方。“我不会在别的地方下车,我就要看到终点站。”这是属于她的城市冒险。

桑柳和丈夫关系的变化,也发生在越来越多外出务工家庭。女人们留在城市做工,为老家输送更可观的报酬,成为着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母亲们外出务工,对于孩子们来讲是一种成长缺位。为了弥补这种遗憾,她们只能在城市里更加努力地挣钱,用丰厚的存款为子女们的未来做好铺垫,她们的丈夫却需要回到家乡,主持家中事务。

04、挣钱的家

驻留城市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所以有时候周文芳觉得北京变成了她“挣钱的家”。家乡反而变成了“旅店”。每年,她们一般只有国庆和过年那几天才能短暂回到家乡,等雇主们上班了就要回来继续工作。“在这里挣钱,但是只能挣不能花,”周文芳说,“在这里也花不动,我们挣到的钱(在这里消费)感觉还是太少了。”

她们挣到的钱,被妥善地分派了不同的任务。一定有一部分钱会被存起来养老:“指望小孩子,他们那时候都要顾自己的儿女了。自己还是要挣自己的养老钱,最起码手上要有几万块才行。”但留给自己养老的钱总是被排在种种事项中的最后一项。

一般情况下,来京的女工们都会在周六休息。这周六,位于望京社区的鸿雁社工中心活动室,四五位女工们正互相刮痧、闲聊着。

话题可能是关于丈夫的、关于儿女的、关于上户下户的、关于攒钱还钱的。她们中年纪大一些的有五十多岁,年纪稍小一点的也四十多岁。聊到攒钱这回事,房间的气氛开始热闹起来。

“你说现在,我们除了攒自己养老的钱,还要给孙子攒钱。”

“还得给父母,上有老下有小,没有钱可不行。”另一个女工补充道。

“(我们)不管谁合适呢?”

“我今年给爸妈都八千了,给孙子也好几千了。”

“我这,今年已经给老家一万了。”

“要是现在说不打工就不打工了,家里人都等着呢。”

“你只有自己有大把大把的钱,才能去市场,买一百多的东西说买就买。”

她们彼此家乡的境况相似。在老家,四十岁以上的女人能出来打工的基本都开始到城市打工,“种地多难挣钱,我们那年头准备来年的种子都要靠赊的,哪能和出来打工比呢。”

横向对比看,如果说五十岁的男人和女人都留在城市打工,同样是一个月,女性做家政的工作能挣五千以上,男性大多做保安之类的工作,到手三四千块钱,加上食宿开销,实在是留不下钱,还不如早点回到老家照顾家事。

而当男人回到老家,女人外出务工时,对于他们来讲“做饭”自然成了一门必修的手艺。一位阿姨回忆自己丈夫的口粮之路:“从一开始啥都不会,到现在他这做饭也算是学会了。早先的时候他就只知道买面条啊、买馒头呀,全是买的,可是又不好吃,慢慢地自己就会下厨房了。”

她们说着笑着,仿佛刚才讲的苦累一下子被明亮的笑声打散,过去就过去了。

手中的黑色刮痧板在平缓的背脊来回刮动,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开始透过皮肤显露出来,阿姨们说这都是平时埋头干活、冷热交替留在体内的淤滞,定期多刮一刮,身体就会变得更好。

那天周文芳由于雇主突然有事无法照顾小孩,便只得留在家中工作,不能在周六同认识的姐妹一起来到社工中心。晚上八点多,她终于得空下小区走走,和我聊聊。

北京的秋夜十分凉爽,前几天刚下过雨,街边有不少人在散步。 前些天丈夫同她讲,山西老家的一位嫂子今年五十多岁,孙子被儿媳接到城里上幼儿园了,就打算过段时间料理完地里的玉米,也过来北京打工:“不种地了,她忙完秋收,就也打算过来了。”

她说最近形势好一点,丈夫又开始出去跑运输了。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要什么时候回到家乡,她却觉得自己还是需要出来挣钱,因为后面用钱的事情很多很多。

“再过几年,或者我也想着北京什么时候不需要我了,我就回去。” 地上铺了一层泛黄的落叶,她走得很慢很慢。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作者:宋春光

发布者: 岁月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和。

发表评论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