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湖南衡阳祁东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此前，曾有不少媒体报道过这一案件，去年10月，随着更多的案情披露，我们也派出记者去采访。但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比起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情节，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不回家的孩子们”。
参与到案件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即使案发之后，这些孩子也不愿意回家。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半个月来，张胜利的脑子里始终萦绕着一件事：找到女儿。女儿14岁，离家出走有半月之久，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与父亲断绝了一切联系。张胜利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就找女儿。他越来越着急。
2019年10月3日，张胜利下班回家后没有休息，拖着一辆摩托车就往外走。他今年55岁，单身离异。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留一个板寸头，在秋日里穿件深色皮夹克，看起来干练讲究。15年前，他老来得女，取名张若菲。小时候的张若菲漂亮伶俐，但上初二后进入叛逆期，打架逃课，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夜不归宿。为了防止女儿离家，张胜利会打骂她，甚至动用过手铐和铁链，但仍然无法阻止女儿执意离家的脚步。他不得不开始频繁地找女儿。一开始是骑电动车，后来女儿越跑越远，他的搜寻半径扩大，又买了一辆摩托车，足迹遍布县城的宾馆、KTV与酒吧。
“猫捉老鼠”——张胜利这么形容自己找女儿的过程。女儿跑，他就找，女儿拼命跑，他更拼命找。他每个月都有报警记录，有时候是找到了女儿，女儿不开门，有时是酒店不让他上楼。一年多来，张胜利摸索出了一套“捉女儿”的方法：询问女儿的朋友；在酒店客房中一层层轻声摸排，细听哪些房间喧哗，“如果特别吵可能就是他们（女儿和同伴们）”；用手机绑定了女儿所有的社交网络账号，登录女儿的QQ，查聊天记录——这通常是万不得已时才用的一步，因为被迫下线的张若菲会立刻意识到父亲在行动。如果这些都没有用，张胜利还能倚靠的就是自己的坚持和运气了。他会拿着女儿的照片询问每个酒店保洁员——2018年10月，张胜利第一次找到女儿，就是用这种方法。一位保洁见多了这样的父母，好心告诉了他房间号，不过加上一句“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中年单身父亲张胜利的生活依托在摩托车上。他白天骑车工作，晚上骑车找女儿
2019年10月3号这天晚上，张胜利叫上了40多岁的外甥做“外援”，一起“捉女儿”。为了方便锁定位置与环境，他径直拨打女儿的视频和语音电话，没有回音。凌晨时，他登录了女儿QQ号，翻阅聊天记录，发现张若菲让朋友带饭时说出了自己的地址，一家位于新城区的酒店。张胜利载着外甥就往酒店赶，他让外甥守在酒店大堂，自己上楼去找人。
但这回他仍然没有“捉”到女儿。监控显示，在张胜利从登录QQ到赶来酒店的20分钟里，张若菲和几位同龄人绕过大厅，从安全通道逃走了。四五位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身形瘦弱，行色匆匆，消失在了祁东县凌晨街头的夜色中。
张胜利看监控时，另一位中年男人和两个警察也来到了酒店。张胜利认得他，是女儿念小学时的校车司机。搭上话后才知道，对方也在找自己的孙女。中年男子名叫周忠全，他的孙女叫周可怡，是一名留守儿童，在县城一所中学念初二，几天前被班上同学以“写作业”的名义邀请离家，自此不见踪影。周忠全在县城自行找了两天后报警，跟着警方在网吧、酒店、KTV、酒吧逐一摸排。和张胜利撞见这晚，是周忠全找孙女的第五天。确认监控录像里没有自家孩子后，他与张胜利匆匆道别，继续奔赴下一个地方。
“当时要是我把女儿找到了，可能后面的事都没有了。”一年多后，张胜利回想起那个“捉女儿”不得的晚上，仍忍不住感慨。那次偶遇两天后，10月6日上午9点多，周忠全跟警方在一家酒店的标间里，找到了孙女周可怡。让周忠全震惊又愤怒的是，周可怡和两名成年男子睡在一起，衣衫不整，睡眼惺忪。他狠狠甩了孙女一记耳光。面对爷爷的质问，周可怡一言不发。
根据警方的事后调查，在离家的九天零八夜里，周可怡频繁出入KTV与酒店，与多名成年男子发生过关系，其中两次“包夜”。她的交易对象有县城里的公职人员、过路的经商人士，还有当地的中学老师。做这些交易时，她对外称自己有16〜17岁，但身份证上的年龄显示，她当时还不满12岁。
2020年底，当本刊记者到达祁东县时，很多当地人仍然记得一年前这起轰动全城的未成年人卖淫案。周可怡只是涉案的少女之一，还有两名未成年人参与了夜场交易，负责陪酒。她们三人中有两名是学生，刚上初二。而卖淫案的组织者之一，就是张胜利的女儿张若菲。她同样没成年，案发时只有14岁，却娴熟地将周可怡等三名“妹妹”带到酒店，给她们化妆，穿上高跟鞋和成人化的服饰，去KTV做培训，再将她们送入夜场陪酒，坐台和“出台”。
2020年8月25日，祁东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与周可怡发生性关系的六名成年人均被以强奸罪论处，获刑2〜15年不等。作为这起案件的“中间人”，张若菲也因强奸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判决书和随后披露的事实显示，在认识周可怡之前几个月，张若菲就曾带着多位未成年少女，出入祁东当地的夜场与酒吧，陪酒接单，与成年人做身体交易。参与到这个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祁东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地处山区丘陵地带。从距离它最近的城市衡阳出发，沿322国道乘车前往祁东，仿佛是踏过一波波缓浪。公路在低矮的群山之间延绵起伏，忽高忽低，湘桂铁路在丘陵间隐现，自西北向东南延伸。
铁路与322国道横穿祁东，将县城划成东西向的长条，老城在东，新城在西。连接新老城区的主干道远看平坦宽阔，但实际路面微斜，因此，当地人习惯把新老城区分别称作“上面”和“下面”。
新城是“上面”，地势高且平坦，马路宽广干净，连接着一栋栋现代化住宅小区、时尚酒店、酒吧餐馆和一座高铁祁东站。新城的夜晚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晚上9〜10点后，无事的年轻人像是长眠后的夜行动物，纷纷出现在街头，吃夜宵，喝小酒，再去KTV吼叫着消磨时光。凌晨两三点，站在新城的酒店楼下，还能听见年轻男女们的打闹声。
新城是2019年未成年人卖淫案的案发地，但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们，却大都来自老城。那里属于祁东的“下面”，外观比新城灰暗沉闷许多。老城地势低洼，仍裹挟在群山之中。山不高，只有几百米，但在基建水平落后的年代，也足以阻碍发展。城内路网窄密，巷子曲折，楼房修得高密，像是一座小型山城。建在坡上的老房大多不超过10层，年久失修，楼体斑驳，很多彼此间距不过一两米。路人一个转身，就消失在昏暗的夹巷间，像跃回浑浊水里的鱼，难觅踪影。阴雨天时，老城区灰色的巷道更显黑暗，路边没有分类垃圾桶，每隔几十米的绿色无盖塑料大垃圾桶发出腐烂的臭味。
老湘桂铁路从祁东县城横穿而过。傍晚时分，常有居民沿着铁路散步
老城代表着祁东的过去。这里曾经是省级贫困县，上世纪60年代，大约1.6万祁东人响应国家号召到云南支边，最终落户在紧邻“金三角”的边境地带。这段县城历史给祁东至少有两个影响：一是当地毒品问题突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禁毒标语，社区里也设有戒毒康复站；二是劳务输出的传统延续至今，城里有大批“留守儿童”。直到今天，全县150多万人里，约35万人外出务工。整个县城目前有3万多名留守儿童。他们常年和父母分离，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成人，性格中难免留下分离的悲伤和愤怒。老城居民说，前些年在火车站附近，晚上常能看见荷尔蒙旺盛的青年们拖着钢棍与刀具行走，钢铁在马路上摩擦得火星四溅，在夜空下滋滋生响。
在官方以往的脱贫宣传中，祁东过去的主产业是黄花菜，又称萱草，在古诗词中象征母亲。古时游子远行，会先在北堂种萱草，希望能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有祁东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回家办了黄花菜加工企业，大量招聘当地留守儿童父母，提出“让妈妈回家”的口号。一位祁东籍留守儿童长大后成了民办教育企业家，他回乡办学，组建了一个留守儿童合唱团。这个被誉为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的合唱团，在2020年夏天登上了湖南卫视综艺栏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又于2020年11月登上了国家大剧院与中央电视台，进而是2021年的央视春晚。但在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历史潮流下，零星的个人努力很难改变众多留守儿童的命运。无法回家的年轻父母们，仍然辗转在广东、云南等地，将孩子们留在县城里，或者跟随老人生活，或者由一位家长独自回乡，在老城租一个住处，看护孩子上学。
洪桥中学是老城区的一所学校，坐落在老城熙密的主干道边。学校所在地在过去40多年里都叫城关镇，是老城中心，热闹非凡，所以当地人仍习惯将洪桥中学称作城关中学。1992年“上面”开建后，城关镇于1995年改名洪桥镇，后又撤镇改街道。当地人说，之前洪桥中学教学质量还不错，之后便随着老城一起滑落。如今生源多来自老城工薪阶层，以及从乡镇进城念书的孩子。“上下”的称呼，本是指地势，但也成了发展的隐喻。未成年人卖淫案里的少年们，大多和这所“下面”的学校有关联。
老城狭巷中的洪桥中学。学校与社会的距离如此贴近，没有区隔。案发后，校门口多了值班的成年人，以盯防那些蹲守在外的社会青年
学校隐匿在闹市中，街边店铺众多，商业繁盛。从街口望去，只见教学楼像一堵墙一般贴着后山，若非校牌贴在正中，很难想象那里伫立着一所中学。学校和社会的界限混沌模糊，据说以前校外的人可随意进出学校，并无阻拦。每当放学时分，当成群学生穿着白色校服走出校门时，也总有一些社会青年们在外等候着。他们与门口数十辆贴着支付二维码的“摩的”一道，像等待猎物一般，等着出来的学生。
初二下学期还没读完，张若菲就成为蹲守在校门口的社会青年中的一员。
她个头约1.6米，一张鹅蛋脸，留黑直长发，几束刘海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眉宇间眼角微翘，有股英气。在个人视频号的置顶视频中，她戴着墨镜，做了长长的白指甲，扶着墨镜的掌心里文着“及时行乐”，看不出这是个生于2005年的少女。在2019年的未成年人卖淫案里，她既是中间人，也是那些卖淫少女口中的“姐姐”，或者“师傅”。她们听从她的安排，对她既恐惧又依赖。
张若菲能成为“师傅”，自有她的领导力。邻居眼里，张若菲口齿伶俐，见人爱打招呼，从小就是“孩子王”，一起玩耍的发小在外受欺负了，她会带着人去讨说法，教训对方。长大后更加机灵，“头脑很会转”。一位“妹妹”说，有一次，她们跟几个男孩一起玩密室大逃脱，其他人都蒙了，只有张若菲能静下来认真分析怎么出去，最后带大家成功突围。
聪明、有领导力的另一面是强势、暴力。如果有“妹妹”不听话，张若菲会威胁对方，甚至诉诸武力。她的初中同班同学苏畅记得，还在读书时，张若菲就显得霸道好斗。只要看一个人不顺眼，“比如有女生用眼睛瞥了她，或者跟她穿了一样的衣服”，她就会叫上一帮人去教训对方。苏畅回忆，张若菲“很会打架”。有一次，她觉得一个女生对自己不礼貌，就把女生叫到学校附近昏暗的窄巷，一边说狠话，一边猛扇对方耳光，打了十几分钟。
因为叛逆和打架，张若菲曾在一年内转学三次。最初从洪桥中学转到启航中学——与那个留守儿童合唱团同属一所学校的不同校区，学费不菲，5000〜6000元/学期。入校不久，一位同学撞了张若菲后没有道歉，她把对方叫到厕所打出了血，还拍了视频。父亲将她转到一所文武学校——当地专门收容问题少年的学校，教文化课的同时也教武术，奉行准军事化管理。她在宿舍跟人起了争执，被踢伤尾椎骨，要住院治疗。这样辗转来回，最后还是转回到洪桥中学。回洪桥不久后，她翻墙逃走，然而，她再也没有以学生的身份回去过。
离开校园后的张若菲并没有走远。她仍然待在学校周围，身边还围绕着一群男生，是她的男友和一帮“弟兄”们，大多十五六岁，染黄发，戴耳钉，外露着青龙白虎的文身。他们很多也是辍学的留守少年，来自老城或乡镇，帮一些在校生打架，解决纠纷，也留意学校里那些外貌出众的女生。
当张若菲和“兄弟团”出没在洪桥中学附近时，一些在校学生看到后，会主动认她当“姐姐”。羞于启齿的女孩会主动关注张若菲的短视频账号，寻求相认。莫小蕊就是这样和张若菲认识的。
莫小蕊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在东莞打工。当时，两人刚刚离婚，受此影响，莫小蕊初见张若菲时，已在辍学边缘。2019年1月，她在学校附近一家奶茶店偶遇了张若菲，见她身边围着一群男孩。莫小蕊在学校里听过张若菲的名字，也见过她打人，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也很威风”。莫小蕊很想认识张若菲，但又不敢上前，就用短视频平台的附近功能刷出了张若菲的账号，战战兢兢地问能否认她当“姐姐”。张若菲欣然接受了，加了她微信。“我们都怕在学校被欺负，所以要攀关系，这样才能立足。”莫小蕊说，跟着张若菲，感觉自己的场面会大一些。
跟着张若菲的日子，一天大概从中午开始。这群少男少女醒了就吃点东西，然后在老城闲逛，买批发价的廉价衣服，做美容和美甲，再喝上一杯奶茶。晚饭后，有“工作”的妹妹去KTV和酒店，其他人就在房间玩耍。凌晨1点多，一群人再聚在一起吃宵夜、聊天、看剧。对这群未成年人来说，这是“自由快乐”的生活，至少和家里的日子相比是这样的。
张若菲家住老城的铁路村，距洪桥中学步行约10分钟。铁路边上一处两排平房，每排十几户。房子是铁路局原来的宿舍，张胜利姐夫是铁路局职工，将房子留给了他，一住就是40多年。张家门口一个十几米的缓坡外，就是老湘桂铁路。火车驶过时，在家里也能体会到脚下的震颤。
在新城的高铁站开通前，铁路村附近曾是老城最热闹的地区之一。“一到过年过节，打工的人全回来了，人山人海的。”张胜利说，归家的打工人会在他家门口的火车站下车，再经汽车站前往更远的乡镇，人流如织，市场繁华。2013年后，祁东新区开通高铁后，老湘桂铁路削减客运，只留货运，张家周边逐渐衰落。不少原来的邻居或者去了最近的城市衡阳，或者去新城买房。经济水平决定了生活区域，“有条件的人往上面走，没条件的就留在下面”。
张胜利家在老城的铁路村社区
张胜利一直留在“下面”。他生长于老城，家中四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小。一张国字脸，小眼睛，薄嘴唇常常紧抿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鲜有笑容。年轻时，张胜利曾是国营草席厂员工，性急耿直，朋友多，“也是混街上的”。他爱用拳头说话，常与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现在身上也残留着当年混街头的生猛和义气。
邻居罗阿姨回忆，2018年冬日一天，张若菲在老城体育广场附近被一群社会青年围住，对方开来了几辆车，带着棍棒与砍刀。罗阿姨女儿看到这一幕，通知了张胜利。张胜利立刻赶赴现场，以一个曾经“街头青年”的余威，呵斥驱散了年轻的“混混”们。但事后，他劝罗阿姨以后少管这种事。“他怕伤到我们，其实是善良的。”罗阿姨说。
年轻时，张胜利吃过这种拿刀带棍的苦头。上世纪80年代一次街头群架后，他被判入狱，耽误数年光阴。2001年经人介绍结婚，生下女儿张若菲。此后不久，张胜利被下岗分流，夫妻感情破裂，最终在张若菲7岁那年离婚。前妻远走江苏，张胜利和女儿一起生活。
对这个42岁才有的女儿，张胜利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尽力满足她的需要，甚至女儿的朋友没钱时都会想起他，给他打电话要钱。张胜利就骑车送40〜50元给她们，让她们拿去吃饭、喝奶茶、去网吧。张若菲要上中学时，按学区划分，本是要到“上面”去念书。张胜利觉得离家太远，舍不得。他跑到附近的洪桥中学，问校长能否接受女儿。被拒绝后，张胜利在办公室赖着不走，躺着睡下。两小时后，校长认输了。
但女儿真的需要什么？如何爱她才是对她的成长有利的？张胜利也想不清楚。他说自己不太会带孩子，“年龄差距太大”，而且自己很忙，精力有限。下岗后，他做过零工，摆过地摊，送过快递，早出晚归是常态，很多时候都将女儿交给姐姐或邻居照看。女儿一旦有什么过错，他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就是打骂。小时候张若菲和其他孩子嬉戏打闹、弄得一身泥土回家，他都会打，“一天换好几套衣服，把我弄得很烦，男的又没女的那么细”。
对于张若菲初中时展现出的叛逆和夜不归宿，张胜利能想到的办法除了转学，最多还是打骂。女儿一旦离家不回，他会花大价钱找女儿，为了问到女儿的位置给她的朋友们发红包。他说自己这些年光是找女儿就花了两三万元，最多的一次，他花了2000块跟一个“混混”的大哥买到女儿的位置。找到女儿后，他要么冲上去两个耳光，要么带回家后关起门打，相熟的邻居们都拦不住。为防止女儿再度离家，张胜利甚至动用过铁链与手铐脚链，将女儿锁在家中。
“女孩学坏是最可怕的。”张胜利说，“男孩子可以回头，女孩子终究都是要嫁人的。”铁路村附近曾有一个女人，上世纪80年代求爱失败后炸了对方的房子，不仅自己入狱，而且容颜尽毁，“好难看，没人要”，一生就算完了。张胜利怕女儿重蹈这样的覆辙，而作为曾经的“街头青年”，他知道城里有多少针对女孩的危险。在铁路沿线和女儿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价格低廉的性服务，主体是中年妇女，30〜80元/次；案发前新城的KTV里，则更多是年轻女孩们混迹的主场。即使未满18岁，也能在当地酒店开房入住，人数不限。张胜利对此很焦虑。找女儿时，他屡屡跟酒店前台吵架冲突，质问他们为何收留未成年人。
张胜利家附近的铁路沿线如今人来人往，不时有皮条客去招揽过路人
张胜利觉得，对于女儿的变化，自己婚姻破裂肯定有责任，但女儿也是被人带坏的。听说女儿在外面有了“混混”男友后，他冲到对方的乡下老家兴师问罪，对方家人不买账，说了些难听的话。张胜利一怒之下冲到厨房，拿出两把菜刀，递出一把，“不服我们来互砍，砍死了谁都不负责”。听说女儿男友可能“涉毒”，还打过女儿，他从家里拿上铁链，骑车奔向对方所在的地方，“要搞死他”，吓得男友立马跑路。
笨拙、暴力的“保护”，却让张若菲离父亲越来越远。在父亲的强硬面前，她极少服软。一位曾亲眼见过张胜利打女儿的邻居说，张胜利动起手来手脚并用，下手挺重，张若菲却一声不吭，“不哭也不叫”。她宁愿忍受肉体的疼痛，也绝不愿向父亲示弱。当她在外面遇到麻烦时，她也宁可找自己的朋友解决。在这个县城里，还有不少像她一样家庭破碎、孤独愤怒的青少年，期望和同龄人抱团，获得家庭里缺少的爱和温暖。
苏畅是张若菲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两家住得近，常一起约着上学。苏畅来自祁东县下面的一个乡镇，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母早前在外打工，她和妹妹从小跟奶奶生活。苏母回忆，小时候的苏畅懂事听话，奶奶买菜回家，她老远就跑去主动接。2018年末，苏母因要生第三胎儿子，回到祁东。但那时候，苏畅已经不怎么愿意和她说话了，后来也开始彻夜不归。她记得苏畅问过她：“你不是说不生了吗，为什么还生？”
苏母今年36岁，说话轻言细语，透着无奈和懊丧，苏畅已经几个月不接她电话了。为了孩子上学，他们租住在洪桥中学附近的一栋老楼里，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租金5000元/年。周末一个下午，房间里昏暗无光，陈列着老旧的家具。苏畅妹妹在一盏昏黄的日光灯下写着作业。儿童玩具、小推车散落在客厅角落。
为了不让女儿学坏，苏母回乡后，试着去找过女儿，还曾每日往返学校接送。但小儿子出生前后，她要频繁往返医院，再无力兼顾，家里经济也变得拮据。并且偌大县城，对来自乡镇、之前常年在沿海务工的她来说还很陌生。初三时苏畅决定辍学，加入了张若菲的“姐妹团”。苏母也没有办法，曾经有一次她试着把苏畅锁在家里，但沉默的女儿罕见地以跳楼相逼，最终只能放她出去，“管不了了”。
刘茉芷是后来加入的。她说自己小时候跟在上海打工的父母生活，10岁那年回乡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她还有一个亲哥哥，兄妹俩感情淡漠，很少交流。家里重男轻女，奶奶对她很不好，不让她见外婆，还会扔掉妈妈寄回的东西，她跟奶奶吵架，天天哭闹。妈妈知道后从上海赶回，落脚在老城卖鞋，但也没能挽救她之后的辍学。
还有胡雅倩，与张若菲同级。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家中三个女孩，都由母亲一人拉扯。母亲在美容院上班，时常晚归。张胜利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胡雅倩非常不愿回家，甚至过年过节也是。2019年春节，恰逢张若菲母亲回乡，张若菲就带着胡雅倩悄悄跑到在农村的外公家过年。待张胜利找来，胡雅倩仍不愿离去，在父女俩身后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们回家没多久，胡雅倩就又来找张若菲了。
一开始，张胜利对这些女孩并没有反感。和妻子离婚后，他一个人上班早出晚归，加上年轻时混社会的习气，自己也很爱玩。他的微信名是“老顽童”，喜欢旅游、打牌和唱KTV，应酬颇多。每隔几月，他就会报老年团，跟着一群人出门，甚至今年也不例外。“疫情期间团费更便宜，几百块钱一个人，包机票，还能玩六七天。”张胜利说。他去过广州、上海、桂林、九寨沟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朋友圈里分享的大多是旅游照片和摄影技巧的文章。
2014年后，张胜利自学了乐器，加入了一只殡葬服务队，负责吹大号，一天200元，有时要下到乡镇，更加早出晚归。对这些常常出入自己家中甚至留宿的女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跟女儿不好沟通，同学能来多陪陪她也好”。他记得有一次，自己深夜回家，弄出了声响。女孩们悄悄躲进厕所。待张胜利发现时，三位女孩都在厕所睡着了，地上铺着简易的垫子。张胜利看到后很是心酸，叫醒了她们，让她们回卧室继续睡。
但唯独对胡雅倩，张胜利保有高度警惕。几个初中时常和张若菲来往的女孩中，胡雅倩辍学最早，去县城酒吧做陪酒，跟社会青年有交往。张胜利看到她来家里就会吊脸子，甚至动手轰她走，但“怎么骂都骂不走”。张胜利说，胡雅倩照样和女儿来往，并在2019年春节后，将女儿带入了祁东的夜场，挣陪酒费。
在祁东，上档次的酒店与KTV都在“上面”。新建成的中高端酒店，一般都会在客房大楼中嵌上餐馆、KTV或酒吧。胡雅倩将张若菲和另外一个朋友带到了建汉大酒店的一家酒吧中。案发后，这里被关停整改。残存的微信公众号信息显示着，之前的酒吧灯红酒绿，常有成人艳舞等主题派对。
胡雅倩将她们介绍给了一个中间人，一个不满20岁的女性。中间人给她们做了培训和化妆，强调要夸大年龄。当晚，成人化打扮的三个女孩都被“客人”选中，陪酒一次5〜6小时，每人酬劳500元，中间人抽成后到手420元。对14岁的她们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被父亲“捉回家”关起来时，张若菲会想尽办法向这些朋友求救。卧室的那间洗手间，有一堵高近两米的围墙，上方有个半平方米左右的缝隙。张若菲会将钥匙从缝隙中扔出去，让其他女孩从外面打开家门。罗阿姨看到，有一次，张若菲戴着脚链与手铐，在朋友的接应下逃出家门。铁链绊住她的手脚，她一路蹦蹦跳跳，“像个小兔子一样”。
那是初二下学期伊始，张若菲就此再也没回过学校。张胜利给女儿办的是休学，他心里还企望着自己能通过锲而不舍的寻找，将女儿从夜场“捉”回正轨。但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做的一步是：将女儿送走，送到前妻打工的地方，“把她和这些‘坏朋友’隔离开”。
2019年6月初，张胜利带着女儿去了长三角。前妻在江苏打工，已经再婚，帮一个富裕家庭带孩子。父女俩先去上海等地游玩，再到江苏。那时的张若菲是开心的，她在短视频平台上连续记录下了这段旅途：在扬州，她在瘦西湖堤坝上打一顶遮阳伞，戴着墨镜，挎红色小皮包，踩一双高跟鞋，穿直筒高腰长裤与宽松吊带背心，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在一个草坪上，她亲吻着母亲的脸，两人一起自拍。“有一个人从始至终爱了我14年。”张若菲写道。
母亲杨丽荣不到40岁，皮肤白净，妆容淡雅，有着跟女儿一样稀疏的刘海和大眼睛，说话带着较重的湖南口音。她来自乡镇，比张胜利足足小了17岁，两人年龄差异悬殊，杨父还是当地一名村干部。关于两人的结合，邻居的说法是，张胜利当时是县城里“有单位的人”，“乡镇的女孩子都喜欢往县城里靠”。
这段城乡之间的联姻并不幸福。女儿出生后没多久，两人婚姻有了裂缝。那时候，张胜利被下岗分流，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但张胜利花钱大手大脚，杨丽荣则精打细算。她也是个急性子，有着湖南女人泼辣的一面。两人为此吵架，也打架。“两个人对打，互相打，我们劝都劝不住。”罗阿姨说。几次大吵后，杨丽荣负气出走，去外地打工挣钱，只留张胜利一人照顾女儿。
离婚后，杨丽荣去了上海、江苏等地打工，最初很少跟女儿有直接联系，因为张胜利心存芥蒂，不想让女儿通过他联系母亲。不到10岁的张若菲每次想妈妈了，就跑到罗阿姨等邻居家哭，邻居给杨丽荣打电话。母女就这样，通过邻居的电话，隔着千里流眼泪。
张若菲小学快毕业那年，张胜利给她买了一个手机，母女俩有了更多直接联系。有很多次，女儿在家挨了打，都会哭着给母亲打电话，说父亲很过分，性格不稳定，有时候她自己感觉没犯错，也会莫名其妙挨打挨骂，自己情愿坐牢，也不想待在家里了。
“妈妈，你把我接走好不好？”张若菲在电话里问母亲。回忆起这个瞬间，杨丽荣泣不成声，自责是自己当时的拒绝，间接导致了女儿误入歧途，“我没想过现在的孩子思想会那么那个（早熟）”。重组家庭的她未再生育，平日里主要工作是育儿保姆，常年吃住在雇主家中，带孩子，做家务，通话时她这端时常伴有婴儿啼哭。她曾仔细考虑过把女儿接来，但想到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还有大城市在教育上严苛的户籍政策，她知难而退。
即便只是通过电话，杨丽荣也能感觉到女儿在渐渐变化。有一次，小学班主任打来电话告状，说张若菲在校偷拿别人东西，杨丽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劝说张若菲“小偷小摸是不好的”；辍学后，张若菲不时会在微信上问她要钱，一次20〜30元。
为了挽回女儿的辍学，整个2019年，杨丽荣多次回过祁东，“几乎没有好好工作”。她在江苏和长沙找过心理咨询师，准备带女儿去做心理咨询，但因张胜利反对被搁置下来。咨询师告诉杨丽荣，童年创伤不是短期形成的，需要长久陪伴和疗愈。一次回到祁东后，她对女儿说：“这么多年是我亏欠你了，我现在愿意放弃工作，回来陪你。只要你愿意回头，我都陪着你。”女儿听后，点了点头，说自己会改变。
不过这已经为时已晚。杨丽荣在祁东时，每晚女儿都说会按时回家，但杨丽荣一次又一次苦等，从晚上10点等到12点，再到凌晨2点，女儿始终不见踪影。“一次又一次地骗我。可能就是上一分钟说好，下一分钟就骗我。”杨丽荣说，2019年春节期间，女儿又要离家，她抓住女儿的手阻止，但女儿反手一甩，把她甩倒在地上。
她记忆中母女俩为数不多的真诚谈话，正是2019年6月那一次张胜利把女儿送来江苏。母女俩在一起待了一周多，每天有难得的长时间交流。女儿又对她说，自己不想回家，“总是挨打”，想在江苏和她一起生活。杨丽荣没有拒绝，但她也有顾虑，居无定所和捆绑在户口之上的教育问题，都是她要考量的现实。
几天后，当女儿提出想回祁东时，杨丽荣也答应了下来。“她说想回家待几天，要跟朋友们一起过14岁生日。”杨丽荣为此请了假，专程陪女儿回到祁东。那几天里，女儿还是像往常一样，晚归甚至不归。在杨丽荣约定离开祁东回江苏的前夜，女儿失联了，电话关机，任凭杨丽荣和张胜利满大街寻找，都不见踪影。
几天后，杨丽荣一个人登上了回江苏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