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礼
对于自己14岁的生日，张若菲非常重视，甚至超过了和母亲的重聚。她特意为了这天从江苏赶回祁东。生日那一晚，她叫上十几位少男少女，在老城的唐府酒楼里摆了两桌酒席，闺密、男友和“妹妹”们悉数出席。这次聚会花了1000多元，气氛热烈，用的是张胜利在酒楼里充值的会员余额，但她婉拒了父亲出席，“你来了我们就不好玩了”。
酒楼大宴之后，张若菲带着朋友们去了D.ONE酒吧，一处祁东年轻人的潮流聚集地。这家与北京三里屯知名夜场同名的酒吧，修建在新城一处山坡上，紧邻碧桂园开发中的新楼盘。夜幕下的酒吧灯光暧昧，伴着蹦迪的喧哗声，张若菲吃了生日蛋糕，14根蜡烛照亮了她的大眼睛和精修的长指甲。照片发在短视频平台上，涌入121条评论，全是年轻人的生日祝福。
那晚酒吧的消费人均近百元，张胜利并不知情。这是张若菲自己出钱送给自己的成人礼。“你可以凭自己吃好喝好穿好的”，在一则短视频下，张若菲敲下这段文字，没有标点。
14岁的张若菲决定要靠自己生活。她既不想再跟着母亲回到江苏，也不想留在祁东被父亲“追捕”，她下定决心要离开祁东，去外地陪酒挣钱。很难说，这是出于偶然，还是她懂得这一年龄界限的意义。超过14岁，就具备了表达性同意的权利，低于这一年龄，即使自愿发生关系，对方也会被算作强奸。所以酒场与顾客们，表面上并不欢迎14岁以下的女孩。
生日会结束后不久，张若菲叫上了苏畅和刘茉芷，找到在建汉酒吧做陪酒时的中间人，让她介绍三人去外地陪酒挣钱。“刚开始都是觉得很好玩。”苏畅说。中间人带着三人去了衡阳，来到一条昏暗深巷内的小楼。小楼挂着彩灯，二楼是一间小隔间，只有简易的上下铺，负责人是一个30多岁的老板娘。
那一晚，陪酒结束后，老板娘提出要求，说几位中年男人看上了女孩们，一次800元。一阵沉默之后，张若菲和刘茉芷随老板娘下楼，回来后良久不言。“什么都没说。”苏畅回忆。作为好友她心照不宣，也不敢多问。这是张若菲第一次“出台”。潘多拉魔盒被打开，更深的滑落就无可避免。
与陪酒相比，“出台”报酬更丰厚，单次时间也更短。从经济回报角度看，她认为这是她用身体换自由生活的更优选择。衡阳之行后不久，张若菲又去找到中间人，谋划着再次出逃外地。这一次，她打算跑得更远。
那是2019年初夏，暑期将至。精力旺盛却又没有家庭和学校约束的少男少女们，在南方湿热的天气中蠢蠢欲动。张若菲带上几位姐妹，还有男友及其小弟们，一行数人，从祁东出发，前往衡阳、湘潭、长沙宁乡等地，开启青春的“自由旅程”。
一路上，女孩们做陪酒挣钱，男孩们保驾护航，负责开车与打架，对接当地的“地头蛇”介绍客源。在短视频平台上，张若菲记录下了那几天的旅程。没有父辈的时空里，少年们看起来开心自在。在都市里一条没有路灯的马路上，张若菲穿一条粉色裙子，坐在轿车车顶，露出长腿，下面坐着一个花臂文身的男司机。街头空无一人，她仰起脸颊，似乎在感受这公路之旅的自由气息。
刘茉芷拿出手机，给张若菲拍了一张照。张若菲把面部打上星星状的马赛克，写道：“你现在的努力、辛苦、压力、承受的一切，都是为了攒够能力和本钱，去做自己更喜欢的事情，去为自己争取选择的权利。”但这趟“出逃”，真实的日子并没有照片上那样肆意浪漫。在异地他乡，这些孩子们并没有什么话语权，一举一动都要听“地头蛇”的安排。想要得到赚钱的机会，他们得交出自己的所有资源，包括身体。
在湘潭，刘茉芷被要求与当地一个成年混混头目发生了关系，此后就再不愿出台接单。她回忆，到后来，当所有人都不愿意再出台时，张若菲就只能自己去了。她会让姐妹们在宾馆楼下等，“就说自己要上去一下”。下来后，大家心照不宣。张若菲不说，她们同样不问。
当这群少年一路狼狈前行时，张胜利也在后面紧追着——同行的女孩中，有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小个子姑娘，身高不到1.5米，即使浓妆艳抹也难掩稚气。夜店里的客人们都觉得她年龄小，不太敢选。这位女孩几次暗中联系张胜利，透露行程，让他快点来找。“她是不想在那里待了。”张胜利说。
跟随小个子女孩提供的行程信息，张胜利一路追赶着，在湖南的版图上画了一个小圈，最终在长沙宁乡“捉”到了他们。少男少女们刚落下脚，还没开始陪酒营生，就被赶来的张胜利抓个正着。当张胜利带着警方找到房间时，警方从衣柜里搜出多把管制刀具，大刀焊着钢管——走在马路上能拖出火星。张胜利有些吃惊，“我们那时候打架可都是用拳头的”。
警方在房间搜寻一番后，发现床底还趴着一个男孩，一动不动，问他话也不答应，好像失去意识一样。床沿极低，不知他是如何钻进去的。警察怕床底空间太小，他呼吸困难真的死掉，就把床垫掀了起来。虽然失去遮挡暴露在外，男孩仍然坚持趴着不动，继续装死。
这一幕让张胜利哭笑不得。当天晚上，他花了1000多元包了一辆车，带着少年们连夜回了祁东。
老板
或许是父亲的紧追让她放弃逃离，也或许是从外面的世界中学会了什么，从长沙回来后，她不再出逃，也不再亲自陪酒和出台，而是拉拢一帮“妹妹”，做本地人的生意。她当老板，管理“妹妹”，对接客源。
祁东县城里，小吃摊和奶茶店是少年们最主要的社交场所。图为一名女孩在摊位前刷着短视频
张若菲又叫上了刘茉芷，后者想了想说：“那我们就一起去做生意吧！”她的另一位“合伙人”是通过短视频认识的乡镇女孩，张若菲让她多拉拢一些“妹妹”。在张若菲的生意链条上，早期的很多“妹妹”都来自乡镇。与县城姑娘相比，初到陌生地界的乡镇女孩们缺乏社会关系，更渴望圈层保护，更需要钱，也更好控制。她找到5〜6名有意向加入她“生意”的“妹妹”，她的男朋友则组织起一帮男孩子，帮着找客和拉客。
那时已是2019年盛夏，酷暑难耐，张若菲带着少男少女们驻扎在新城区的一家酒店里，开两间房，吹空调，打牌玩乐。有客人来了，就再开一间。为了躲避父亲的追寻，每隔几天，她就会换酒店。由于开了几间房，这时的张胜利即使找到女儿，也并不知道她真正在做些什么。
“顾客们”多来自“上面”。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3万元/年的祁东县内，能为此买单的，一般都是有稳定收入的中年人，包括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学校的老师、做着买卖的生意人。
59岁的祁东某中学老师周某元是其中让人有些意想不到的客人。这个在旁人眼里老实巴交的化学老师，还有一年就将退休。据报道，他说由于自己是做老师的，“看着学生妹子年轻些，舒服些”。周某元行事谨慎，从不用可被追溯的手机支付，经常背一个挎包，里面装着付款的现金。
祁东某银行的员工王山和这批少年来往最密切。他50多岁，喜欢开一辆墨绿色的丰田轿车，还与张胜利有一个共同的熟人。2019年7月，张若菲的“生意”刚起步时，一位中间人在KTV给她引荐了王山，两人当场互加微信。王山让张若菲“帮忙找一些‘崽崽妹子’”，这在当地通常是指18岁以下的未婚少女。案发后，王山因与多位女孩发生关系，被判15年有期徒刑，刑期最长。
王山的妻子惠文，至今不愿相信丈夫会犯罪。惠文年近40岁，也在当地银行工作。和本刊记者见面那天，她穿着卡其色风衣，面容姣好，身边萦绕着温暖的香水味。15岁那年，来自乡镇的她经人介绍，与王山结婚，如今已有23年，夫妻俩有个22岁的儿子。在惠文的描述中，王山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夫妻俩生活规律寡淡，分房睡已有六七年之久。“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还提议去领养个孤儿。”惠文说，丈夫没什么不良嗜好，每天正常上下班，即使是周末偶尔去茶楼，晚上10点前也一定回家。如果非要说点丈夫的过失，就是曾经好赌。几年前，惠文被派去乡镇网点轮岗时，王山一人在县城，背着她在外打牌，输了200多万元，眼见窟窿太大，不得已才坦白，一家人由此开始了漫长的还债。
王山认识张若菲时，家中仍然欠着很大外债，车也是贷款买的，“条件很不好了”。女孩们印象中的王山，却是一个出手阔绰的“老板”，对女孩们小恩小惠不断，经常发100〜200元的红包。他常来女孩们的房间玩，一副“老顽童”的样子，跟她们一起打牌说笑。他对女孩们强调，“人的口袋里一定要有钱，没钱就会怎么样”，“如果没钱，可以找他借”。
王山是张若菲的第一批客人，张若菲提供给他的第一个“猎物”，是刚从乡镇到祁东的女孩姜晴——她想在县城赚点路费，再去深圳打工。刚来县城，姜晴就被带到酒店，张若菲告诉她，“客人”已经开好房间等她了。姜晴当场吓哭了，情绪激烈地表示拒绝。张若菲先是劝说：“我们用了他很多钱，一直拿钱也不好，要有人去服务他。”见她仍然抗拒，张若菲逐渐凶了起来。她告诫姜晴，如果不去就要挨打，曾有女孩拒绝接单，后来她见一次就打一次。最后，在张若菲的拉扯下，姜晴被推入了王山的房间。
如今，姜晴在祁东上了中专。和记者见面时，她穿着一身洁白的校服，弥漫出一股爽身粉的潮湿味。回忆起那一晚，她眼神躲闪飘忽，双手一直插在衣兜里。“事到临头都会害怕，这是没有办法的。”把姜晴带入圈子的那位“妹妹”说，这门生意，最难在开始。即使事先应允，临场也难免会抗拒，通常要在外力的助推甚至胁迫下促成第一次。论年龄，张若菲比很多“妹妹”还要小一点。但在很多方面，她就像一个成人，懂得恩威并施。对于那些临场犹豫的“妹妹”，她知道引诱的技巧，也懂得威胁的手段。为了控制新入场的“妹妹”，她会从“兄弟团”中挑选出男孩撮合给对方，既表示圈子的接纳，又是一种监视和牵制。她还会用暴力的方式给新人们一个下马威，曾经当着三个新“妹妹”的面，狠狠教训一个说过她坏话的女生——连打数个耳光，抓住女孩头发往地上撞，吓得旁边的三位“妹妹”一句话也不敢说。莫小蕊是当时在场的三位“妹妹”之一，她明白这场架其实是打给她们看的，“她想要我们听话”。
男友
虽然充斥着威胁、欺骗、引诱和暴力，但张若菲的首次“创业”是成功的。单子源源不断，她习惯用微信收款，因为不是商户却频繁地涉及金钱交易，导致她的微信一度被限制收款。她是一个勤奋的“管理者”，对找上门来的客人几乎从不拒绝。“最过分的时候，她一天要派我们好几次。”刘茉芷说，有一位妹妹被要求“疯狂接单”，一晚上要出去好几次，几乎没法休息。如果有人表示拒绝，张若菲就会撂下狠话。她夺过一些妹妹的手机，存下她们父母的电话，威胁说不接单，就会告诉她们家人。
生意兴隆的张若菲买了好几只单价数千元的金手镯，对姐妹们夸赞自己手上有很多钱，还拍下照片与视频，彰显她提前成年的优渥生活。短视频中，她面前的桌上摆着龙虾与香锅，露出首饰、红指甲与叠成爱心状的酒水吸管。除了自己享受外，她花销的大头儿是那些时刻陪在身边的男孩们。他们抽烟、喝酒、玩管制刀具，甚至沾染毒品，“养”他们的人通常是自己的夜场女友。
张若菲原来的男友叫陈晨，比张若菲大一岁，来自乡镇，也是一名留守儿童。
父母早年在广东务工，陈晨念完初一就辍学，跟着县城里一个20多岁的“混混”头目，成为一名染黄发、戴耳钉、穿漏洞牛仔裤的“社会青年”。为了挽回儿子，父亲从广东回了家，搞家禽养殖，但陈晨整日在县城和“弟兄们”一起，和家庭的情感纽带已经断开，父亲无能为力。女友张若菲“创业”后，陈晨带着兄弟们为她撑腰，联系客源，打点夜场中的麻烦。这种馈赠，当然自有价格。与张若菲在一起时，男孩们从不掏钱，吃住都由她买单。张若菲则心甘情愿付出，男友一方面是她的“创业伙伴”，另一方面也寄托着她对爱情的憧憬。她跟闺密聊天的话题，总是离不开男友，在短视频中常分享关于爱情的“金句”，“最好的感情，莫过于我闹情绪，你迁就我”“希望你了解真正的我之后好好爱我”。
陈晨对张若菲却并不好。与张若菲恋爱的第二年，他屡次出轨劈腿。两人吵架，也打架，张若菲身上不时青一块紫一块。那段时间里，女孩们亲眼看见，在一家酒店的双人间里，陈晨把张若菲按在床上，掐着她猛扇耳光，据说原因是张若菲当时怀孕了。还有一次吵架后，陈晨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翻她皮包，一位“妹妹”看到后赶紧去叫张若菲。张若菲赶来时，陈晨扔下皮包就跑，“说是要去衡阳‘吃麻古’”。麻古是冰毒的一种，呈颗粒状，吸食麻古是当地一些县城“混混”的癖好。一颗麻古售价最低几十元，吸食者一天开支可达数百元。
在陈晨与张若菲吵闹时，“兄弟团”的其他几位成员常常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多次出轨后，陈晨与张若菲分手了。他离开后，“兄弟团”中的另一位成员站出来追求张若菲，成了她名义上的新男友。“新男友”叫李志伟，也来自老城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婚后，他归妈妈抚养。妈妈在外地做小生意，还重组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李志伟从小跟外婆长大，上初中后开始叛逆，混迹网吧打游戏。初三时辍学，李母很悔恨，是她忙于生意，失了管教，“走到这一步，是我们家长的责任”。此时的反省似乎已经改变不了什么，李志伟每周只跟母亲打1〜2分钟的视频电话，大部分时间他和张若菲以及“兄弟团”在一起。他渴望一份亲密关系，对待张若菲有求必应，从不打骂，更不花她的钱。这份真心，在其他女孩眼里甚至到了卑微的地步。而张若菲倒是心不在焉。似乎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在与李志伟恋爱时，她还与另一位男生暧昧着。李志伟也知道另一个男生的存在，但他并没有表示出在意，仍然扮演着一个忠实的“备胎”，留在张若菲身边。案发后，因为参与张若菲的“生意”，帮忙拉客，李志伟被判刑2年。
危机
如果撇开情感上的败局，“创业”初始，是张若菲“创业”比较顺利的阶段。“妹妹们”接单一次收500〜600元，包夜1000元，钱都直接付给张若菲。她告诉“妹妹们”，这些钱由她代为“保管”，要花钱跟她申请，说明用来干什么、要多少。虽然参与她生意的“妹妹”都是未成年人，但少年的世界也会看利益。无节制的接单，又不懂得利益均沾的道理，很快让团体内出现裂痕。“妹妹们”开始意识到师傅的可怕，“好的时候特别好，坏的时候特别坏”。虽然以“合伙人”的身份入场，但刘茉芷也在张若菲的生意链条上，也会被派去接活儿。一开始刘茉芷也是抗拒，张若菲就对她撒娇，抱着她说，“就当帮帮我”“很快的你放心”。如果刘茉芷还不同意，张若菲就上演一场真假难辨的“苦情戏”，生气伤心，流着眼泪，“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没钱用的”“没钱我就只能回家，挨我爸的打”。最后，她将刘茉芷叫到一个房间，说自己要出去一下，让她在房间里等。刘茉芷想跟着一起走，张若菲把她推回了房内，锁上房门。不一会儿，王山推门而入。
很快，刘茉芷和一位来自乡镇的“妹妹”选择离开。一天傍晚，她们俩谎称出去一趟，就离开酒店再也没有回来。张若菲给她们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有接通，像是两只断了线的风筝。之后陆续有“妹妹”出走。“这是背叛。”张若菲对留在身边的人说。而这会儿她顾不上愤怒，也没时间去寻找并惩治出走的“叛徒”，“妹妹们”接连出走，她的生意出现人力危机，收入也减少了，但开销却没有少。
住在“上面”的酒店，一晚要200多元，带姐妹们化一次妆至少25块钱，做一次指甲100〜200元，一套衣服也要100多元。如此算来，平均每日开销上千，她有了压力与危机感。苏畅注意到，张若菲新买的黄金首饰很快就不见了，他们开始在新老城区切换住处。有钱时就住“上面”，钱要花光了，就住“下面”。实在没钱时，张若菲会问“老顾客”要。王山常给点现金，发些红包。从二人认识到案发，他一共给张若菲发了近20次红包。这样的恩惠，当然是要回报的。
新妹妹
莫小蕊就这样进入了张若菲的“生意”——9月，张若菲让她负责去找愿意陪酒的女孩。那时正值洪桥中学开学季，刚刚辍学的莫小蕊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去找自己还在校的同学。她重回学校，跟一些同学互道近况，聊自己退学后的“自由生活”。同班同学周可怡看见了她，很惊喜好奇，对她说：“我也不想读书了。”莫小蕊承诺，能带她混社会、认师傅，问她是否愿意陪酒。“我把要做的所有事情都跟她说了，她没有很抗拒。”莫小蕊回忆，两人约好，等国庆节放假，一起去找张若菲。
2019年10月1日晚，张若菲带着“妹妹”们来到金樽KTV，这家KTV位于“上面”的维也纳酒店，外表装修华贵，楼下尽是夜宵店，零点后也生意兴旺。金樽KTV由一对30多岁的夫妇负责。男的叫“蛤蟆”，女的叫陈姐，女孩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名。两人售卖酒水，也管理30多位陪酒小姐，从中抽成。初次见面，陈姐定下规矩，必须化妆穿高跟鞋，必须穿长度在膝盖以上的裙子，必须说自己已满16岁。周可怡还要将梨花头扎起，这样看上去不会太小。陪酒的女孩，要陪客人喝酒、唱歌、摇色子、忍受“咸猪手”。酒精刺激下，一些客人也会提出让女孩“出台”，一般是价格不菲的“包夜”，一次超过1000元。、
看起来，张若菲的“生意”又“重上轨道”——有了新的“员工”，也有了中间人和新的订单，不过和地下行业的传统规则比起来，“新员工”的年龄有些问题。带周可怡去见张若菲前，莫小蕊问过周可怡年龄，周可怡说自己已满15岁了，身份证上，她出生于2007年12月。但在祁东，新生儿晚登户口很常见，老城的一些社区，都贴着红底黄字的户口登记标语。实际上，医院出生记录显示，周可怡的真实出生日期是2006年1月。无论是哪种记录，她都没满14岁，而且是在校学生。
九天零八夜
2019年9月28日晚上，莫小蕊来到周可怡家里，以约她去自己家写作业为名，将周可怡带离家中，开始了那个疯狂而黑暗的“国庆假期”。
送走妻儿后，邹铭叫了几个朋友，约在金樽KTV楼下吃烧烤夜宵。来的都是30〜40岁的男性。在一个小县城里，这算是接近中年的年纪，大多有了家庭，也有了稳定的工作，平时的生活按部就班，长假给了他们一个轻松甚至放纵的理由，荷尔蒙飘浮在遍布县城的小吃摊与夜店间。假期的夜里，临近零点还有不少人清醒着，流连在祁东县城的夜幕下。时至深夜，酒局上的男人们就起哄“要不要找个女孩玩玩”，邹铭没有拒绝。很快，男人们叫来了一个“小弟”，后者在手机上一阵敲击，经过至少三个中间人，最后找到了李志伟，张若菲的“备胎”男友。
或许因为在太小的年龄就进入这个行当，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规则，有禁忌，有约束，她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意”。国庆假期里，张若菲的“生意”很不错。除了“蛤蟆”夫妇介绍的订单，还有“兄弟团”成员接到的邹铭这样的散单。而她手里能掌控的“妹妹”很少，她得尽量使用她们。早在2019年9月30日下午，周可怡还在学校上课时，张若菲就将她的照片发给了这天的嫖客，一个经老师介绍而来的中学电工。下午放学后，周可怡刚走出校门，就被安排连续两次接单。2019年10月1日白天，张若菲也让周可怡接了一单，然后又将她送进了邹铭的房间。国庆期间的“生意”价格比往常更高，“包夜”要1500元一晚，如果算上陪酒，周可怡一个晚上就能赚2000元。张若菲还懂得加价——得知邹铭没做安全措施后，追着邹铭加收了300元。九天零八夜里，靠着周可怡，张若菲一共赚了7000多元。、
视频中，她一身红衣，坐在一辆车里的副驾驶位置上，对着阳光自拍，摆出各种姿势，微微抿起的嘴唇露出了微笑，透露着她“二次创业”的愉悦心情。她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自己操作越来越娴熟的地下世界背后，还有一个地上世界，还有一个个在寻找她们的家庭。当晚，她被父亲和警察找到。两天后，警方带着周可怡爷爷破门进入了一家酒店房间，发现了周可怡和两名外地生意人。
尾声
2020年11月，案发一年后，我们在衡阳市女子看守所见到了张若菲。因为以往未成年女性罪犯很少，衡阳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看守所只收男孩，因此张若菲只能在这所关押成年女性罪犯的看守所服刑。
这座看守所距祁东约60多公里，高墙耸立，铁网密布。会面的大厅里，拜访者们愁眉紧锁，烟雾缭绕，等待着叫号。会见隔着一个电子屏进行，一周一次，一次6分钟。嘘寒问暖在此需要争分夺秒，屏幕随时会断线黑屏。
过去的一年里，每周三张胜利都会从祁东赶来这里，给女儿送500元生活费，隔着屏幕说上6分钟话。他每月要送掉近一半的收入给女儿，“多给她点钱，她买点好吃的给人家，免得在里面被人欺负”。他还在坚持为女儿申诉，觉得女儿不是那么坏，只是被“坏人”带坏了。张若菲则劝父亲算了，觉得早日转到监狱，能给父亲省点钱。案发后，隔着看守所的电子屏幕，父女俩终于开始慢慢地修复关系。
轮到张若菲了。一台漆黑的电子屏亮了起来，张若菲出现在画面中。依然是鹅蛋脸，大眼睛，头发往后整齐地扎起。没有了刘海修饰，褪去了妆容与手机滤镜，她看起来清爽不少，面部有些苍白，略显憔悴，声线娇柔，一股掩盖不住的少女神态。
通话时间只有6分钟。张胜利把说话机会给了一同前来的邻居，然后是记者，最后才是自己。简短的交流里，只能是些问候和嘱咐。张若菲问父亲：“下周还来吗？”语气中带着期盼。张胜利点了点头。女儿正式被逮捕那一天，是张胜利56岁的生日。直到国庆假期案发，他才知女儿在外面做什么。他吃惊、懊悔，上门去周家赔钱道歉，对方挥拳就打，他没有还手。他多次打电话怒骂王山，指责对方带坏他女儿。他还时常会想，10月4日那天凌晨，自己如果提前几分钟到达，是否就能抓住女儿，避免之后的案件暴露了呢？“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苏畅也回忆说，最初大家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了，即使要受惩罚，最多就关几个月少管所。
最初，祁东检方也因周可怡真实年龄存疑，对张若菲和几位涉案的成年男子们做出了不予批捕的决定。案发后，周可怡被父母带去广东，参与过“生意”的少年们也一度以为，年龄会为他们免去责任。他们仍然向往外面的世界。从警局出来后，张若菲仍不安分。一次偷跑出家后，她在新城最高档的一洲大酒店附近落脚。此时的她不敢重操旧业，只在酒店旁边的小区租下一套三室一厅，月租1000多元。张若菲又交了新男友，好朋友苏畅也时常来这里看她。
少男少女们在屋里谈心时，张若菲会偶尔说起心事，比如爸爸管她很严经常打她、自己为何辍学等。她还说，爸妈离婚后，她更想去妈妈那边。此时张若菲还没想过自己会坐牢。“租房主要还是为了躲他爸，而不是警察。”苏畅说。直到2019年11月16日，周可怡父亲在网上发布帖子《一个父亲血泪控诉》。他激愤地在文中写道，女儿被人恐吓控制、威逼利诱，给成年人陪酒，被公职人员强奸等。他强调，孩子年龄不满12岁，出事后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周父一方的发声，让案件暴露在舆论面前，引发全国妇联等相关部门关注，涉事人员很快被批捕，张若菲也不例外，虽然那时她也才14岁。
如今在祁东，白天已很少再见到穿着打扮张扬的“小混混”。“未成年人卖淫案”案发后的一年里，祁东当地对夜场、酒吧、KTV进行了严厉整治，让这个城市的街头安静了不少。天气好的时候，老城区的商铺和自建房门口，多的是中老年人支起小桌子，打一种当地的字牌，三四桌老年人挨近坐着，零散纸币上压着老年手机，一两分钟打完一局牌，一打就是整个下午。
但那些离开家庭和学校的孩子们依然没有回家。张若菲被判刑3年后，曾经的“妹妹”们大都离开祁东。莫小蕊去了衡阳学化妆、美容；苏畅6月份离开家后再没回去，说自己在打工挣钱，但家里人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张若菲以往的短视频动态下，还时常有曾经的“弟弟”“妹妹”们打卡留言，最多的一则视频下有1200多条留言：“来看你了”，“很久没看到你的笑容了”，“虽说我们俩一直都合不来，但还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等你出来”⋯⋯这些孤独又渴望温暖的少年之间的情谊，有伤痕也有温暖，有利用也有依靠，难以定义，也难以忘记。
“出来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那天探视快结束时，我们问张若菲。“想去学一门技术或手艺，读书肯定是不行了。”张若菲说。这与她之前的答案有所不同。被抓之前，她跟莫小蕊有过一次关于未来的对话，这是“妹妹们”唯一一次听到张若菲谈论未来。当时，两人一起坐在出租车上，祁东县城里风声渐紧，张若菲大概知道自己很可能坐牢。她凑在莫小蕊的耳边，悄悄地说：“如果我被抓进去了，出来后和你一起去陪酒。”
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