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回家的孩子们(上)

发布者 | 2021年3月6日

2019年,湖南衡阳祁东曾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未成年人性侵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此前,曾有不少媒体报道过这一案件,去年10月,随着更多的案情披露,我们也派出记者去采访。但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比起那些骇人听闻的案件情节,更加引人注意的是另外一个主题:“不回家的孩子们”。

参与到案件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即使案发之后,这些孩子也不愿意回家。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捉女儿”

半个月来,张胜利的脑子里始终萦绕着一件事:找到女儿。女儿14岁,离家出走有半月之久,电话不接,微信不回,与父亲断绝了一切联系。张胜利白天工作,晚上回家就找女儿。他越来越着急。
2019年10月3日,张胜利下班回家后没有休息,拖着一辆摩托车就往外走。他今年55岁,单身离异。皮肤黝黑,身材敦实,留一个板寸头,在秋日里穿件深色皮夹克,看起来干练讲究。15年前,他老来得女,取名张若菲。小时候的张若菲漂亮伶俐,但上初二后进入叛逆期,打架逃课,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夜不归宿。为了防止女儿离家,张胜利会打骂她,甚至动用过手铐和铁链,但仍然无法阻止女儿执意离家的脚步。他不得不开始频繁地找女儿。一开始是骑电动车,后来女儿越跑越远,他的搜寻半径扩大,又买了一辆摩托车,足迹遍布县城的宾馆、KTV与酒吧。

“猫捉老鼠”——张胜利这么形容自己找女儿的过程。女儿跑,他就找,女儿拼命跑,他更拼命找。他每个月都有报警记录,有时候是找到了女儿,女儿不开门,有时是酒店不让他上楼。一年多来,张胜利摸索出了一套“捉女儿”的方法:询问女儿的朋友;在酒店客房中一层层轻声摸排,细听哪些房间喧哗,“如果特别吵可能就是他们(女儿和同伴们)”;用手机绑定了女儿所有的社交网络账号,登录女儿的QQ,查聊天记录——这通常是万不得已时才用的一步,因为被迫下线的张若菲会立刻意识到父亲在行动。如果这些都没有用,张胜利还能倚靠的就是自己的坚持和运气了。他会拿着女儿的照片询问每个酒店保洁员——2018年10月,张胜利第一次找到女儿,就是用这种方法。一位保洁见多了这样的父母,好心告诉了他房间号,不过加上一句“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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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单身父亲张胜利的生活依托在摩托车上。他白天骑车工作,晚上骑车找女儿

2019年10月3号这天晚上,张胜利叫上了40多岁的外甥做“外援”,一起“捉女儿”。为了方便锁定位置与环境,他径直拨打女儿的视频和语音电话,没有回音。凌晨时,他登录了女儿QQ号,翻阅聊天记录,发现张若菲让朋友带饭时说出了自己的地址,一家位于新城区的酒店。张胜利载着外甥就往酒店赶,他让外甥守在酒店大堂,自己上楼去找人。
但这回他仍然没有“捉”到女儿。监控显示,在张胜利从登录QQ到赶来酒店的20分钟里,张若菲和几位同龄人绕过大厅,从安全通道逃走了。四五位十几岁的少男少女,身形瘦弱,行色匆匆,消失在了祁东县凌晨街头的夜色中。
张胜利看监控时,另一位中年男人和两个警察也来到了酒店。张胜利认得他,是女儿念小学时的校车司机。搭上话后才知道,对方也在找自己的孙女。中年男子名叫周忠全,他的孙女叫周可怡,是一名留守儿童,在县城一所中学念初二,几天前被班上同学以“写作业”的名义邀请离家,自此不见踪影。周忠全在县城自行找了两天后报警,跟着警方在网吧、酒店、KTV、酒吧逐一摸排。和张胜利撞见这晚,是周忠全找孙女的第五天。确认监控录像里没有自家孩子后,他与张胜利匆匆道别,继续奔赴下一个地方。

“当时要是我把女儿找到了,可能后面的事都没有了。”一年多后,张胜利回想起那个“捉女儿”不得的晚上,仍忍不住感慨。那次偶遇两天后,10月6日上午9点多,周忠全跟警方在一家酒店的标间里,找到了孙女周可怡。让周忠全震惊又愤怒的是,周可怡和两名成年男子睡在一起,衣衫不整,睡眼惺忪。他狠狠甩了孙女一记耳光。面对爷爷的质问,周可怡一言不发。

根据警方的事后调查,在离家的九天零八夜里,周可怡频繁出入KTV与酒店,与多名成年男子发生过关系,其中两次“包夜”。她的交易对象有县城里的公职人员、过路的经商人士,还有当地的中学老师。做这些交易时,她对外称自己有16〜17岁,但身份证上的年龄显示,她当时还不满12岁。

2020年底,当本刊记者到达祁东县时,很多当地人仍然记得一年前这起轰动全城的未成年人卖淫案。周可怡只是涉案的少女之一,还有两名未成年人参与了夜场交易,负责陪酒。她们三人中有两名是学生,刚上初二。而卖淫案的组织者之一,就是张胜利的女儿张若菲。她同样没成年,案发时只有14岁,却娴熟地将周可怡等三名“妹妹”带到酒店,给她们化妆,穿上高跟鞋和成人化的服饰,去KTV做培训,再将她们送入夜场陪酒,坐台和“出台”。
2020年8月25日,祁东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与周可怡发生性关系的六名成年人均被以强奸罪论处,获刑2〜15年不等。作为这起案件的“中间人”,张若菲也因强奸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判决书和随后披露的事实显示,在认识周可怡之前几个月,张若菲就曾带着多位未成年少女,出入祁东当地的夜场与酒吧,陪酒接单,与成年人做身体交易。参与到这个隐秘内圈的少男少女们,前后有十余人。他们大多不满16岁,或是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早早辍学,游走在家庭、学校、社会的边缘,试图找到爱、关怀、自由和独立,却进入一个黑暗的深渊。

上下县城

祁东县位于湖南省中部,地处山区丘陵地带。从距离它最近的城市衡阳出发,沿322国道乘车前往祁东,仿佛是踏过一波波缓浪。公路在低矮的群山之间延绵起伏,忽高忽低,湘桂铁路在丘陵间隐现,自西北向东南延伸。
铁路与322国道横穿祁东,将县城划成东西向的长条,老城在东,新城在西。连接新老城区的主干道远看平坦宽阔,但实际路面微斜,因此,当地人习惯把新老城区分别称作“上面”和“下面”。
新城是“上面”,地势高且平坦,马路宽广干净,连接着一栋栋现代化住宅小区、时尚酒店、酒吧餐馆和一座高铁祁东站。新城的夜晚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晚上9〜10点后,无事的年轻人像是长眠后的夜行动物,纷纷出现在街头,吃夜宵,喝小酒,再去KTV吼叫着消磨时光。凌晨两三点,站在新城的酒店楼下,还能听见年轻男女们的打闹声。

新城是2019年未成年人卖淫案的案发地,但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们,却大都来自老城。那里属于祁东的“下面”,外观比新城灰暗沉闷许多。老城地势低洼,仍裹挟在群山之中。山不高,只有几百米,但在基建水平落后的年代,也足以阻碍发展。城内路网窄密,巷子曲折,楼房修得高密,像是一座小型山城。建在坡上的老房大多不超过10层,年久失修,楼体斑驳,很多彼此间距不过一两米。路人一个转身,就消失在昏暗的夹巷间,像跃回浑浊水里的鱼,难觅踪影。阴雨天时,老城区灰色的巷道更显黑暗,路边没有分类垃圾桶,每隔几十米的绿色无盖塑料大垃圾桶发出腐烂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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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湘桂铁路从祁东县城横穿而过。傍晚时分,常有居民沿着铁路散步

老城代表着祁东的过去。这里曾经是省级贫困县,上世纪60年代,大约1.6万祁东人响应国家号召到云南支边,最终落户在紧邻“金三角”的边境地带。这段县城历史给祁东至少有两个影响:一是当地毒品问题突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禁毒标语,社区里也设有戒毒康复站;二是劳务输出的传统延续至今,城里有大批“留守儿童”。直到今天,全县150多万人里,约35万人外出务工。整个县城目前有3万多名留守儿童。他们常年和父母分离,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成人,性格中难免留下分离的悲伤和愤怒。老城居民说,前些年在火车站附近,晚上常能看见荷尔蒙旺盛的青年们拖着钢棍与刀具行走,钢铁在马路上摩擦得火星四溅,在夜空下滋滋生响。
在官方以往的脱贫宣传中,祁东过去的主产业是黄花菜,又称萱草,在古诗词中象征母亲。古时游子远行,会先在北堂种萱草,希望能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有祁东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回家办了黄花菜加工企业,大量招聘当地留守儿童父母,提出“让妈妈回家”的口号。一位祁东籍留守儿童长大后成了民办教育企业家,他回乡办学,组建了一个留守儿童合唱团。这个被誉为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的合唱团,在2020年夏天登上了湖南卫视综艺栏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又于2020年11月登上了国家大剧院与中央电视台,进而是2021年的央视春晚。但在空间发展的不平衡与历史潮流下,零星的个人努力很难改变众多留守儿童的命运。无法回家的年轻父母们,仍然辗转在广东、云南等地,将孩子们留在县城里,或者跟随老人生活,或者由一位家长独自回乡,在老城租一个住处,看护孩子上学。

洪桥中学是老城区的一所学校,坐落在老城熙密的主干道边。学校所在地在过去40多年里都叫城关镇,是老城中心,热闹非凡,所以当地人仍习惯将洪桥中学称作城关中学。1992年“上面”开建后,城关镇于1995年改名洪桥镇,后又撤镇改街道。当地人说,之前洪桥中学教学质量还不错,之后便随着老城一起滑落。如今生源多来自老城工薪阶层,以及从乡镇进城念书的孩子。“上下”的称呼,本是指地势,但也成了发展的隐喻。未成年人卖淫案里的少年们,大多和这所“下面”的学校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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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狭巷中的洪桥中学。学校与社会的距离如此贴近,没有区隔。案发后,校门口多了值班的成年人,以盯防那些蹲守在外的社会青年

学校隐匿在闹市中,街边店铺众多,商业繁盛。从街口望去,只见教学楼像一堵墙一般贴着后山,若非校牌贴在正中,很难想象那里伫立着一所中学。学校和社会的界限混沌模糊,据说以前校外的人可随意进出学校,并无阻拦。每当放学时分,当成群学生穿着白色校服走出校门时,也总有一些社会青年们在外等候着。他们与门口数十辆贴着支付二维码的“摩的”一道,像等待猎物一般,等着出来的学生。

师傅

初二下学期还没读完,张若菲就成为蹲守在校门口的社会青年中的一员。
她个头约1.6米,一张鹅蛋脸,留黑直长发,几束刘海下,一双大眼炯炯有神,眉宇间眼角微翘,有股英气。在个人视频号的置顶视频中,她戴着墨镜,做了长长的白指甲,扶着墨镜的掌心里文着“及时行乐”,看不出这是个生于2005年的少女。在2019年的未成年人卖淫案里,她既是中间人,也是那些卖淫少女口中的“姐姐”,或者“师傅”。她们听从她的安排,对她既恐惧又依赖。
张若菲能成为“师傅”,自有她的领导力。邻居眼里,张若菲口齿伶俐,见人爱打招呼,从小就是“孩子王”,一起玩耍的发小在外受欺负了,她会带着人去讨说法,教训对方。长大后更加机灵,“头脑很会转”。一位“妹妹”说,有一次,她们跟几个男孩一起玩密室大逃脱,其他人都蒙了,只有张若菲能静下来认真分析怎么出去,最后带大家成功突围。
聪明、有领导力的另一面是强势、暴力。如果有“妹妹”不听话,张若菲会威胁对方,甚至诉诸武力。她的初中同班同学苏畅记得,还在读书时,张若菲就显得霸道好斗。只要看一个人不顺眼,“比如有女生用眼睛瞥了她,或者跟她穿了一样的衣服”,她就会叫上一帮人去教训对方。苏畅回忆,张若菲“很会打架”。有一次,她觉得一个女生对自己不礼貌,就把女生叫到学校附近昏暗的窄巷,一边说狠话,一边猛扇对方耳光,打了十几分钟。
因为叛逆和打架,张若菲曾在一年内转学三次。最初从洪桥中学转到启航中学——与那个留守儿童合唱团同属一所学校的不同校区,学费不菲,5000〜6000元/学期。入校不久,一位同学撞了张若菲后没有道歉,她把对方叫到厕所打出了血,还拍了视频。父亲将她转到一所文武学校——当地专门收容问题少年的学校,教文化课的同时也教武术,奉行准军事化管理。她在宿舍跟人起了争执,被踢伤尾椎骨,要住院治疗。这样辗转来回,最后还是转回到洪桥中学。回洪桥不久后,她翻墙逃走,然而,她再也没有以学生的身份回去过。
离开校园后的张若菲并没有走远。她仍然待在学校周围,身边还围绕着一群男生,是她的男友和一帮“弟兄”们,大多十五六岁,染黄发,戴耳钉,外露着青龙白虎的文身。他们很多也是辍学的留守少年,来自老城或乡镇,帮一些在校生打架,解决纠纷,也留意学校里那些外貌出众的女生。
当张若菲和“兄弟团”出没在洪桥中学附近时,一些在校学生看到后,会主动认她当“姐姐”。羞于启齿的女孩会主动关注张若菲的短视频账号,寻求相认。莫小蕊就是这样和张若菲认识的。
莫小蕊是一名留守儿童,父母在东莞打工。当时,两人刚刚离婚,受此影响,莫小蕊初见张若菲时,已在辍学边缘。2019年1月,她在学校附近一家奶茶店偶遇了张若菲,见她身边围着一群男孩。莫小蕊在学校里听过张若菲的名字,也见过她打人,觉得她“长得很漂亮,也很威风”。莫小蕊很想认识张若菲,但又不敢上前,就用短视频平台的附近功能刷出了张若菲的账号,战战兢兢地问能否认她当“姐姐”。张若菲欣然接受了,加了她微信。“我们都怕在学校被欺负,所以要攀关系,这样才能立足。”莫小蕊说,跟着张若菲,感觉自己的场面会大一些。
跟着张若菲的日子,一天大概从中午开始。这群少男少女醒了就吃点东西,然后在老城闲逛,买批发价的廉价衣服,做美容和美甲,再喝上一杯奶茶。晚饭后,有“工作”的妹妹去KTV和酒店,其他人就在房间玩耍。凌晨1点多,一群人再聚在一起吃宵夜、聊天、看剧。对这群未成年人来说,这是“自由快乐”的生活,至少和家里的日子相比是这样的。

父亲

张若菲家住老城的铁路村,距洪桥中学步行约10分钟。铁路边上一处两排平房,每排十几户。房子是铁路局原来的宿舍,张胜利姐夫是铁路局职工,将房子留给了他,一住就是40多年。张家门口一个十几米的缓坡外,就是老湘桂铁路。火车驶过时,在家里也能体会到脚下的震颤。

在新城的高铁站开通前,铁路村附近曾是老城最热闹的地区之一。“一到过年过节,打工的人全回来了,人山人海的。”张胜利说,归家的打工人会在他家门口的火车站下车,再经汽车站前往更远的乡镇,人流如织,市场繁华。2013年后,祁东新区开通高铁后,老湘桂铁路削减客运,只留货运,张家周边逐渐衰落。不少原来的邻居或者去了最近的城市衡阳,或者去新城买房。经济水平决定了生活区域,“有条件的人往上面走,没条件的就留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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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利家在老城的铁路村社区

张胜利一直留在“下面”。他生长于老城,家中四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小。一张国字脸,小眼睛,薄嘴唇常常紧抿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鲜有笑容。年轻时,张胜利曾是国营草席厂员工,性急耿直,朋友多,“也是混街上的”。他爱用拳头说话,常与人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现在身上也残留着当年混街头的生猛和义气。
邻居罗阿姨回忆,2018年冬日一天,张若菲在老城体育广场附近被一群社会青年围住,对方开来了几辆车,带着棍棒与砍刀。罗阿姨女儿看到这一幕,通知了张胜利。张胜利立刻赶赴现场,以一个曾经“街头青年”的余威,呵斥驱散了年轻的“混混”们。但事后,他劝罗阿姨以后少管这种事。“他怕伤到我们,其实是善良的。”罗阿姨说。
年轻时,张胜利吃过这种拿刀带棍的苦头。上世纪80年代一次街头群架后,他被判入狱,耽误数年光阴。2001年经人介绍结婚,生下女儿张若菲。此后不久,张胜利被下岗分流,夫妻感情破裂,最终在张若菲7岁那年离婚。前妻远走江苏,张胜利和女儿一起生活。
对这个42岁才有的女儿,张胜利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尽力满足她的需要,甚至女儿的朋友没钱时都会想起他,给他打电话要钱。张胜利就骑车送40〜50元给她们,让她们拿去吃饭、喝奶茶、去网吧。张若菲要上中学时,按学区划分,本是要到“上面”去念书。张胜利觉得离家太远,舍不得。他跑到附近的洪桥中学,问校长能否接受女儿。被拒绝后,张胜利在办公室赖着不走,躺着睡下。两小时后,校长认输了。
但女儿真的需要什么?如何爱她才是对她的成长有利的?张胜利也想不清楚。他说自己不太会带孩子,“年龄差距太大”,而且自己很忙,精力有限。下岗后,他做过零工,摆过地摊,送过快递,早出晚归是常态,很多时候都将女儿交给姐姐或邻居照看。女儿一旦有什么过错,他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就是打骂。小时候张若菲和其他孩子嬉戏打闹、弄得一身泥土回家,他都会打,“一天换好几套衣服,把我弄得很烦,男的又没女的那么细”。
对于张若菲初中时展现出的叛逆和夜不归宿,张胜利能想到的办法除了转学,最多还是打骂。女儿一旦离家不回,他会花大价钱找女儿,为了问到女儿的位置给她的朋友们发红包。他说自己这些年光是找女儿就花了两三万元,最多的一次,他花了2000块跟一个“混混”的大哥买到女儿的位置。找到女儿后,他要么冲上去两个耳光,要么带回家后关起门打,相熟的邻居们都拦不住。为防止女儿再度离家,张胜利甚至动用过铁链与手铐脚链,将女儿锁在家中。

“女孩学坏是最可怕的。”张胜利说,“男孩子可以回头,女孩子终究都是要嫁人的。”铁路村附近曾有一个女人,上世纪80年代求爱失败后炸了对方的房子,不仅自己入狱,而且容颜尽毁,“好难看,没人要”,一生就算完了。张胜利怕女儿重蹈这样的覆辙,而作为曾经的“街头青年”,他知道城里有多少针对女孩的危险。在铁路沿线和女儿上学的必经之路上,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价格低廉的性服务,主体是中年妇女,30〜80元/次;案发前新城的KTV里,则更多是年轻女孩们混迹的主场。即使未满18岁,也能在当地酒店开房入住,人数不限。张胜利对此很焦虑。找女儿时,他屡屡跟酒店前台吵架冲突,质问他们为何收留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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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胜利家附近的铁路沿线如今人来人往,不时有皮条客去招揽过路人

张胜利觉得,对于女儿的变化,自己婚姻破裂肯定有责任,但女儿也是被人带坏的。听说女儿在外面有了“混混”男友后,他冲到对方的乡下老家兴师问罪,对方家人不买账,说了些难听的话。张胜利一怒之下冲到厨房,拿出两把菜刀,递出一把,“不服我们来互砍,砍死了谁都不负责”。听说女儿男友可能“涉毒”,还打过女儿,他从家里拿上铁链,骑车奔向对方所在的地方,“要搞死他”,吓得男友立马跑路。
朋友
笨拙、暴力的“保护”,却让张若菲离父亲越来越远。在父亲的强硬面前,她极少服软。一位曾亲眼见过张胜利打女儿的邻居说,张胜利动起手来手脚并用,下手挺重,张若菲却一声不吭,“不哭也不叫”。她宁愿忍受肉体的疼痛,也绝不愿向父亲示弱。当她在外面遇到麻烦时,她也宁可找自己的朋友解决。在这个县城里,还有不少像她一样家庭破碎、孤独愤怒的青少年,期望和同龄人抱团,获得家庭里缺少的爱和温暖。
苏畅是张若菲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两家住得近,常一起约着上学。苏畅来自祁东县下面的一个乡镇,是家中长女,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母早前在外打工,她和妹妹从小跟奶奶生活。苏母回忆,小时候的苏畅懂事听话,奶奶买菜回家,她老远就跑去主动接。2018年末,苏母因要生第三胎儿子,回到祁东。但那时候,苏畅已经不怎么愿意和她说话了,后来也开始彻夜不归。她记得苏畅问过她:“你不是说不生了吗,为什么还生?”
苏母今年36岁,说话轻言细语,透着无奈和懊丧,苏畅已经几个月不接她电话了。为了孩子上学,他们租住在洪桥中学附近的一栋老楼里,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租金5000元/年。周末一个下午,房间里昏暗无光,陈列着老旧的家具。苏畅妹妹在一盏昏黄的日光灯下写着作业。儿童玩具、小推车散落在客厅角落。
为了不让女儿学坏,苏母回乡后,试着去找过女儿,还曾每日往返学校接送。但小儿子出生前后,她要频繁往返医院,再无力兼顾,家里经济也变得拮据。并且偌大县城,对来自乡镇、之前常年在沿海务工的她来说还很陌生。初三时苏畅决定辍学,加入了张若菲的“姐妹团”。苏母也没有办法,曾经有一次她试着把苏畅锁在家里,但沉默的女儿罕见地以跳楼相逼,最终只能放她出去,“管不了了”。
刘茉芷是后来加入的。她说自己小时候跟在上海打工的父母生活,10岁那年回乡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她还有一个亲哥哥,兄妹俩感情淡漠,很少交流。家里重男轻女,奶奶对她很不好,不让她见外婆,还会扔掉妈妈寄回的东西,她跟奶奶吵架,天天哭闹。妈妈知道后从上海赶回,落脚在老城卖鞋,但也没能挽救她之后的辍学。
还有胡雅倩,与张若菲同级。她来自一个单亲家庭,家中三个女孩,都由母亲一人拉扯。母亲在美容院上班,时常晚归。张胜利说,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胡雅倩非常不愿回家,甚至过年过节也是。2019年春节,恰逢张若菲母亲回乡,张若菲就带着胡雅倩悄悄跑到在农村的外公家过年。待张胜利找来,胡雅倩仍不愿离去,在父女俩身后小心翼翼地跟着。他们回家没多久,胡雅倩就又来找张若菲了。
一开始,张胜利对这些女孩并没有反感。和妻子离婚后,他一个人上班早出晚归,加上年轻时混社会的习气,自己也很爱玩。他的微信名是“老顽童”,喜欢旅游、打牌和唱KTV,应酬颇多。每隔几月,他就会报老年团,跟着一群人出门,甚至今年也不例外。“疫情期间团费更便宜,几百块钱一个人,包机票,还能玩六七天。”张胜利说。他去过广州、上海、桂林、九寨沟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朋友圈里分享的大多是旅游照片和摄影技巧的文章。
2014年后,张胜利自学了乐器,加入了一只殡葬服务队,负责吹大号,一天200元,有时要下到乡镇,更加早出晚归。对这些常常出入自己家中甚至留宿的女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跟女儿不好沟通,同学能来多陪陪她也好”。他记得有一次,自己深夜回家,弄出了声响。女孩们悄悄躲进厕所。待张胜利发现时,三位女孩都在厕所睡着了,地上铺着简易的垫子。张胜利看到后很是心酸,叫醒了她们,让她们回卧室继续睡。
但唯独对胡雅倩,张胜利保有高度警惕。几个初中时常和张若菲来往的女孩中,胡雅倩辍学最早,去县城酒吧做陪酒,跟社会青年有交往。张胜利看到她来家里就会吊脸子,甚至动手轰她走,但“怎么骂都骂不走”。张胜利说,胡雅倩照样和女儿来往,并在2019年春节后,将女儿带入了祁东的夜场,挣陪酒费。
在祁东,上档次的酒店与KTV都在“上面”。新建成的中高端酒店,一般都会在客房大楼中嵌上餐馆、KTV或酒吧。胡雅倩将张若菲和另外一个朋友带到了建汉大酒店的一家酒吧中。案发后,这里被关停整改。残存的微信公众号信息显示着,之前的酒吧灯红酒绿,常有成人艳舞等主题派对。
胡雅倩将她们介绍给了一个中间人,一个不满20岁的女性。中间人给她们做了培训和化妆,强调要夸大年龄。当晚,成人化打扮的三个女孩都被“客人”选中,陪酒一次5〜6小时,每人酬劳500元,中间人抽成后到手420元。对14岁的她们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被父亲“捉回家”关起来时,张若菲会想尽办法向这些朋友求救。卧室的那间洗手间,有一堵高近两米的围墙,上方有个半平方米左右的缝隙。张若菲会将钥匙从缝隙中扔出去,让其他女孩从外面打开家门。罗阿姨看到,有一次,张若菲戴着脚链与手铐,在朋友的接应下逃出家门。铁链绊住她的手脚,她一路蹦蹦跳跳,“像个小兔子一样”。
那是初二下学期伊始,张若菲就此再也没回过学校。张胜利给女儿办的是休学,他心里还企望着自己能通过锲而不舍的寻找,将女儿从夜场“捉”回正轨。但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做的一步是:将女儿送走,送到前妻打工的地方,“把她和这些‘坏朋友’隔离开”。

母亲

2019年6月初,张胜利带着女儿去了长三角。前妻在江苏打工,已经再婚,帮一个富裕家庭带孩子。父女俩先去上海等地游玩,再到江苏。那时的张若菲是开心的,她在短视频平台上连续记录下了这段旅途:在扬州,她在瘦西湖堤坝上打一顶遮阳伞,戴着墨镜,挎红色小皮包,踩一双高跟鞋,穿直筒高腰长裤与宽松吊带背心,流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在一个草坪上,她亲吻着母亲的脸,两人一起自拍。“有一个人从始至终爱了我14年。”张若菲写道。
母亲杨丽荣不到40岁,皮肤白净,妆容淡雅,有着跟女儿一样稀疏的刘海和大眼睛,说话带着较重的湖南口音。她来自乡镇,比张胜利足足小了17岁,两人年龄差异悬殊,杨父还是当地一名村干部。关于两人的结合,邻居的说法是,张胜利当时是县城里“有单位的人”,“乡镇的女孩子都喜欢往县城里靠”。
这段城乡之间的联姻并不幸福。女儿出生后没多久,两人婚姻有了裂缝。那时候,张胜利被下岗分流,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但张胜利花钱大手大脚,杨丽荣则精打细算。她也是个急性子,有着湖南女人泼辣的一面。两人为此吵架,也打架。“两个人对打,互相打,我们劝都劝不住。”罗阿姨说。几次大吵后,杨丽荣负气出走,去外地打工挣钱,只留张胜利一人照顾女儿。
离婚后,杨丽荣去了上海、江苏等地打工,最初很少跟女儿有直接联系,因为张胜利心存芥蒂,不想让女儿通过他联系母亲。不到10岁的张若菲每次想妈妈了,就跑到罗阿姨等邻居家哭,邻居给杨丽荣打电话。母女就这样,通过邻居的电话,隔着千里流眼泪。
张若菲小学快毕业那年,张胜利给她买了一个手机,母女俩有了更多直接联系。有很多次,女儿在家挨了打,都会哭着给母亲打电话,说父亲很过分,性格不稳定,有时候她自己感觉没犯错,也会莫名其妙挨打挨骂,自己情愿坐牢,也不想待在家里了。
“妈妈,你把我接走好不好?”张若菲在电话里问母亲。回忆起这个瞬间,杨丽荣泣不成声,自责是自己当时的拒绝,间接导致了女儿误入歧途,“我没想过现在的孩子思想会那么那个(早熟)”。重组家庭的她未再生育,平日里主要工作是育儿保姆,常年吃住在雇主家中,带孩子,做家务,通话时她这端时常伴有婴儿啼哭。她曾仔细考虑过把女儿接来,但想到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还有大城市在教育上严苛的户籍政策,她知难而退。
即便只是通过电话,杨丽荣也能感觉到女儿在渐渐变化。有一次,小学班主任打来电话告状,说张若菲在校偷拿别人东西,杨丽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劝说张若菲“小偷小摸是不好的”;辍学后,张若菲不时会在微信上问她要钱,一次20〜30元。
为了挽回女儿的辍学,整个2019年,杨丽荣多次回过祁东,“几乎没有好好工作”。她在江苏和长沙找过心理咨询师,准备带女儿去做心理咨询,但因张胜利反对被搁置下来。咨询师告诉杨丽荣,童年创伤不是短期形成的,需要长久陪伴和疗愈。一次回到祁东后,她对女儿说:“这么多年是我亏欠你了,我现在愿意放弃工作,回来陪你。只要你愿意回头,我都陪着你。”女儿听后,点了点头,说自己会改变。
不过这已经为时已晚。杨丽荣在祁东时,每晚女儿都说会按时回家,但杨丽荣一次又一次苦等,从晚上10点等到12点,再到凌晨2点,女儿始终不见踪影。“一次又一次地骗我。可能就是上一分钟说好,下一分钟就骗我。”杨丽荣说,2019年春节期间,女儿又要离家,她抓住女儿的手阻止,但女儿反手一甩,把她甩倒在地上。
她记忆中母女俩为数不多的真诚谈话,正是2019年6月那一次张胜利把女儿送来江苏。母女俩在一起待了一周多,每天有难得的长时间交流。女儿又对她说,自己不想回家,“总是挨打”,想在江苏和她一起生活。杨丽荣没有拒绝,但她也有顾虑,居无定所和捆绑在户口之上的教育问题,都是她要考量的现实。
几天后,当女儿提出想回祁东时,杨丽荣也答应了下来。“她说想回家待几天,要跟朋友们一起过14岁生日。”杨丽荣为此请了假,专程陪女儿回到祁东。那几天里,女儿还是像往常一样,晚归甚至不归。在杨丽荣约定离开祁东回江苏的前夜,女儿失联了,电话关机,任凭杨丽荣和张胜利满大街寻找,都不见踪影。

几天后,杨丽荣一个人登上了回江苏的火车。

-未完待续-不回家的孩子们(下)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本文作者:黄子懿 李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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