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专生在深圳的八年打工实录(第二部)

发布者 | 201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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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歉?怎么可能?!顿时大家的目光刷刷的“向我看齐”,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根本不知道这鸟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心里竟有些惴惴不安:老子倒不敢奢望你给我道歉,你只要不用你那狗眼瞪老子,我就阿弥托福了。
  
  “刚才听翁翠说了,我才想起来,今天上午那块板的连接器,其实是我做示范时不小心装反了,结果我却把你们俩批评了一顿,我在这里给你们说声对不起,这其实是我的错!”刘宏斌“道歉”的时候看起来还是挺诚恳的样子,眼神也没有那么恶毒了,当然也绝对看不出一丝善意来。
  
  居然真的道歉了!我一时竟有些反应不过来。我转过头看阿翠,阿翠昴着头,挺着胸,脸上红云云飘飘,颇有些得意的样子。大家再一次把目光聚集到了我的身上,我一时也不知所措,只得嘿嘿的干笑,然后很大度的摇了摇头:“没事,没事!”
  
  嘴上说着“没事”,其实内心根本没法原谅,道歉有个鸟用,你他妈的就是给我喝云南白药,也无法弥补我心灵上的创伤啊!
  
  “今天我们‘开拉’,我发现存在以下几个问题……”本以为刘宏斌还会继续深刻“反省”,对我的“大度”做出一些回应,可没想到这狗日的只提了这么一句就转移话题了,甚至连瞅也没瞅我一眼了,这多少让我有些失望。
  
  后来回宿舍的时候,阿珍笑着对我说:“你这人真是的,人家一道歉,你就忙着说‘没事,没事’,要是我,我绝对不接受他这样的道歉!”
  
  我无言以对,觉得十分好笑,其实“道歉”只不过是他向阿翠作出的一个“交待”而已,而对于我,他压根就没有放在眼里,我接受不接受又对他有什么影响呢?既然没有影响,我又何不顺水推舟,既能表现我的“大度”,说不定还可以因此改善和他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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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产”只进行了两天就结束了,我们又面临了无事可做的境地,上班的时候常常只能坐在生产线上闲聊。
  
  虽然没事做并不是我们的责任,但公司的高层领导却不管这么多,他们是不愿意看到有人在车间里闲着的,因此,刘宏斌不得不想方设法的给我们找点事做。要么打扫卫生,要么装模作样的培训。而我们四个男人,则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被安排到货仓去帮忙。
  
  其实我是很乐意去货仓的,在那里至少不用看刘宏斌的嘴脸。货仓的老大很和善,面带笑容,说话非常客气,“请你”“麻烦你们”之类的用语经常挂在嘴边,和刘宏斌那种大呼小叫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有时看我们辛苦了,他还会买几瓶水给我们喝,这让我们十分感动,干起活来也特别的卖命。
  
  货仓的工作主要就是拉货,说是“拉货”,其实也并不累。就是用叉车把一箱一箱的物料,从一个地方拉到另一个地方,不需要多重的体力,也不需要多大的技术含量,老大也没给我们时间限制,说“你们不要急,慢慢来,能拉多少算多少。”。
  
  我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货少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会一起坐在叉车上,让赵大明拉着我们在货仓里疯跑;货拉完了,我们则可以躲在仓库里面休息,老大也不管我们,还把他的电脑给我们玩,让我们看那些有趣的电子邮件。
  
  这样的日子过得很是开心,无忧无虑的,我们甚至都有点“乐不思蜀”了,经常和老大开玩笑:“干脆把我们调到这里来算了,我们跟着你混!不用受那个鸟人的鸟气了!”老大则会乐呵呵的说:“可以啊,不过你们那个组长看起来确实有点拽哈!”
  
  然而,货仓不是天天都有事做的,我们还是得回到车间,每人拿一块抹布,找一块地盘蹲在那里装模作样的“混时间”,大明对此感到很不耐烦,常常说没事做干脆提前下班算了。
  
  我则无所谓,甚至觉得比正式生产还好玩一些。我时常开导大明:“回去做什么?在这里不是一样的聊天嘛,还有空调开放,你想想,咱坐一个小时一包‘红梅’就到手了啊。”陈小听了对我非常佩服,后来他也时常“引用”我的这句“名言。
  
  天天擦地板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被高层知道了,那是要挨骂的。有时实在找不到事做了,那就只能放假了,我们时常会上了一两个钟的班,又被通知打卡下班了。
  
  下班了就意味着扣工资,因此这就成了刘宏斌“惩恶扬善”的一种权利,我们几个男人一般都是“优先”下班,他通常会留下两三个人继续在车间混班上的。
  
  这让阿娟阿俊她们很是感动,说“刘宏斌这人只是性格怪了一些,其实他的心还是挺好的,常常为我们着想,让我们多上班,多挣点工资。”
  
  听了这话,我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悲,前几天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你骂得泪眼婆娑伤心欲绝,难道这样的伤害是多上两个小时班就能弥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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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对“优先”下班也并不在乎,反正我看到他心里就难受,倒不如下班了自在一些。至于工资少一点也无所谓,现在的情况比起在八元店的日子幸福多了,我已感到非常的满足了。
  
  然而,很快问题就来了。公司本来是包吃包住,但我们没上班,就不知该不该包吃了。刚开始我们到了时间都厚着脸皮跑到食堂去,倒也没人干涉,不过大家还是有些害怕到时候会有人来“清算”。过了几天,赵不明就不去了,他说得很牛B:“没意思,不就几块钱吗,到时候万一被抓住就丢脸了,不值得!” 
  
  经大明这么一说,阿珍阿月她们也都不好意思去了,只有阿东和陈小在我的不断“鼓动”下还是“厚颜无耻”跑去混饭吃,直到有一天被刘宏斌发现了,他当时没说什么,后来在上班开会的时候却郑重宣布了公司规定,“没上班的人不允许到食堂去吃饭的”。
  
  我想凭几十块钱混到发工资的“梦想”顿时破灭了,我不得不极不情愿的给姐打了个传呼,我回家的时候姐就给了我不少钱花,我知道她也不容易,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我也不会找她的了。姐问我要多少,我说四百,姐说行,等下就叫姐夫汇给我。
  
  我是借陈小的手机打的传呼。除了我,他们三人都有手机,大明用的是一个“诺基亚”,样子很难看,还是旧的;阿东的是“摩托罗拉189”,又破又旧,一看就是二手货;我最喜欢的是陈小那个,“摩托罗拉191”,小巧玲珑,精致美观,我一看就有些爱不释手了,一打听,才八百块钱,我暗暗下定决心,等把账还完了,一定要搞一部这样的手机!
  
  到了下午,钱汇过来了,姐夫是打的陈小的手机,并留了他的传呼号,说有事给他打传呼。陈小告诉我的时候,笑得十分“奸诈”:“他妈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用传呼机啊?”说着他还把我的传呼机拿在手里把玩,“看来你那个亲威也混得不杂样啊,还用这么古老的东西。”
  
  他说得很夸张,大家都跟着笑,笑得我很不好意思。确实这个时候传呼机都快淘汰了,混得稍微好点的都用手机了。因此我很少拿出来“丢人现眼”,一直都是藏在口袋里,还特地把铃声设成了“震动”,连充电也是在没人的时候拿出来充。[
  
  尽管我“隐藏”得很好,结果还是给不小心暴露了。由于我住的是上铺,那天上床的时候,传呼机突然从口袋里掉了出来,啪地甩在了地上,正好下铺坐着一个室友,他连忙弯腰捡了起来,拿在手上翻来覆去的看,仿佛在欣赏一件古玩:“嘿,这是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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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很是难为情,忙说这是传呼机。
  
  “传呼机啊?现在很少看到这玩艺儿了,不错,挺好看的,感觉比我的手机还好玩呢!”那家伙拿着又欣赏了一阵,然后才笑呵呵的递给了我,我嘿嘿的笑了两声,很窘迫的接过来塞进了口袋,要买一个手机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除了传呼机,“插件”的岗位也成了我心中的痛。虽然都是普工,工资也没有差别,但陈小大明他们在我面前还是很有“优越感”。
  
  特别是陈小,这鸟毛时常有意无意的给我开玩笑:“插件?嘿嘿,女人干的活嘛!你小子怎么来做这个啊?”然后又趁机提出他的“调试”岗位的重要性和技术性。
  
  阿东也笑着说:“插件怎么啦?人家浪仔以后做好了,就是插件工程师了!”大明就接过来:“那我们就是装配工程师哟?”
  
  虽然他们都是开玩笑,但我听了却很不好受,却又不好发作,于是也只得自嘲着说:“这有什么嘛?你们做装配工是为人民服务,老子做插件工也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罢了。”大家又是一阵哄笑。
  
  看得出来,刘宏斌似乎也对我这个大男人做插件十分鄙视,在他心中我就是一个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的傻B,他肯定没想到老子也是电子专业的中专毕业生,并且当年还是康佳公司的技术员啊。
  
  那天阿俊在做“执锡”,我们几个人在旁边围观,正好阿俊有事要走开一下,我便想趁机表现一下我的铬铁技术,证明我康佳公司技术员并非“浪得虚名”。
  
  我一把抓起电铬铁,很潇洒的放在鼻子前“嗅了嗅”,这个动作是我原来在康佳的师傅的“招牌”动作,一般人拿铬铁的手法都是像握笔那样“斜握式”,而我师傅却是用“竖握式”,就是用手把铬铁整个握住,看起来特“有型”,特“与众不同”,再加上在鼻子前一“嗅”,这样就显得更加“专业”了。
  
  正当我为自己潇洒的“专业”动作沾沾自喜的时候,刘宏斌突然从身后冒了出来:“你做什么?!你做什么?!铬铁是你这样拿的吗?不懂就不要瞎搞!” 他一把从我手里夺过铬铁,“让开,让开!”
  
  我灰溜溜的站了起来,刘宏斌一屁股坐上去,然后一边操作,一边给我们讲解铬铁的使用方法,“要像拿笔一样握住”,还不断的警告我“不懂就不要瞎搞”,我只得“嗯嗯”的点头称是。
  
  我们这个组由于人员不够,并不能完全实现“流水线作业”,所以每个人都得做其他不同的岗位。
  
  我第一次做“调试”的时候,需要用万用表测量一个地方的阻值,我刚刚拿起万用表,刘宏斌突然从大老远就冲了过来,把万用表“呼”的夺了过去,然后又圆睁着两只狗眼瞪着我:“不懂你要先问啊?拿着就开搞,出了问题怎么办?”然后他又坐了下来,“语重心长”的给我讲解了起来:“这个东西叫做万用表,这两个东西叫做表笔,这个红色的呢,就叫红表笔,这个黑色的呢,就叫黑表笔,你听明白了吗?…….”
  
  “哦,哦!明白鸟!”我装做一副恍然大悟豁然开朗的样子,不住的点着头,心里却是一阵阵的酸楚。

发布者: 三和记者

行走城市的边缘,报道底层的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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