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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岗证？我心里一惊，老子这个插件的怎么拿出来见人哪？于是我便支支唔唔的想蒙混过关：“嗯，这个，我不是这个组的，我是交换机组借过来的。”
“借来的也得有上岗证啊！难道你无证上岗吗？”领导说话很生硬，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我只得老老实实的把证件递了过去。
领导拿起上岗证一看，脸一下拉了下来：“你一个插件的，怎么能跑来测试呢？”
我无言以对，组长老牛连忙屁颠屁颠的从后边跑了过来，满脸堆笑的解释道：“主要是我们这里现在比较忙，他们只是暂时借过来一下！”
“再忙也不行啊！你插件工没有经过培训，怎么能随便到测试岗位上来呢？要是出了问题谁负责？”领导又说了一大通，老牛连连称是，说我们一定会加强培训。
领导终于踱着方步走开了，可我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你一个插件的，怎么能跑来测试呢”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荡着，久久不能消去。
我总算是搞明白了，别他妈的说什么国家 和掏粪工人了，就是拿着同样工资，做着同样的事的普工，也是分了三六九等的啊！
身上一旦帖上了这插件的标签，那么我就将注定被人歧视，被人嘲笑，永远也是别人眼里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就更不能奢望能有女人看上我了，除非我得离开记忆科技。
离开公司是我现在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毕竟，对于目前的我来说，钱可比女人要重要得多。
到记忆科技上班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姐汇来的四百块钱已经快用去了一大半，而按照“新员工必须押一月工资”的规定，我还得再等一个月才能拿到工资。
交换机的生产依然是时断时续、青黄不接，我们每天依然像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一样被“借”来“借”去。作为“流动人口”，我们不能像他们“本地土著”那样享有优先加班的“福利”，除非实在忙不过来，或者“土著”中有人请假，我们才能幸运的被安排加几个小时班。
人家吃肉，我们喝汤！甚至有时候连汤也没得喝！这让阿珍阿娟阿俊她们几个女人愤愤不平，“怨声载道”，都说“凭什么不要我们加班？”“这样搞下去我们都喝西北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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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喝过西北风的”，但我并不着急。因为即使一个加班钟也没有，单是每月八百元的底薪也会让我觉得幸福不已。因此我并不奢望那“平时一点五倍，周末两倍”的加班费，我只要能保证每天八个小时的正常班不放假就心满意足了——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掏钱出来吃饭了！
没有加班，收入少了，而业余时间却又多了。如何在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条件下度过这些业余时光却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儿。
公司在宿舍楼里设有一个娱乐活动室，这便成了我们业余生活的主要阵地。所谓的娱乐活动室，其实很简单，里面就一台25英寸彩电，几十张椅子，一个书报架而已。
我对电视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摇控器总是掌握在那些“情深深雨蒙蒙”的“还珠格格”们的手上，我们仅有的几个男人在那地方是根本就没有发言权的；我很喜欢看报纸，并且很少有人和我“抢”着看，因此这里的书报架就成了我的专利。
那段日子，几乎每天晚上都能见到我在娱乐室的角落里捧着一叠报纸聚精会神苦读的身影，《晶报》、《特区报》、甚至《南山日报》，每一份我都不落下。当天的“新闻”看完了，我便把过去的“旧闻”翻出来，一张一张的慢慢品读。
而就在前方，一群如花似玉的姑娘正围着电视机叽叽喳喳的说笑着，吵闹着，与角落里孤零零的我形成鲜明对比，我显得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报纸成了我的精神伴侣，我的业余生活也就不至于那么无聊和孤独。然而回到宿舍后的漫漫长夜，却又是那样的令人惆怅。
宿舍里一共住了四个人，其中有两个是生产线上的修理工，他们这个月刚好上夜班；另外一个是工程部的技术员，他每月有四百块钱的“房补”，所以没住几天就搬出去自己租房住了，这样，每天晚上，宿舍里就留下我一个人“独守空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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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深人静万赖俱寂的时候，我却是“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默默的躺在床上，疯狂的思念着我的亲人，我的母亲——在千里之外的故乡，母亲已化作一抔黄土，静静的躺在屋后的小山岗上。
妈，您怕吗？您孤单吗？您还牵挂着您最放心不下的儿子吗？
都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您离去的这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儿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您，可您为什么不来和儿梦中相会呢？难道您是怕儿担心?怕儿伤心?怕儿痛心吗？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我翻身起床，在宿舍的书桌前，我把对母亲的思念，化作一个个饱含深情的文字，从笔尖倾泄而出。母亲的音容笑貌随着文字一起浮现在面前，眼泪便止不住的往下流，一篇文章写完，我早已是泣不成声。
看着这篇含着我真情与泪水的文章，一直潜藏在我心中的文学梦又被激活了，我幻想着能将这些文字变成铅字，出现在《深圳青年》、《大鹏湾》、《江门文艺》上。然后再把印有我名字的“豆腐块”剪下来，一张一张的在母亲的坟前点燃……我想这样，或许能够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为了投稿，我还特地到书店买了一支刚笔，一瓶墨水，一本稿纸，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把我的“大作”工工整整的抄到稿纸上，然后伴随着我的希望一起投向了杂志社。
同时我也在网上投稿。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最大的文学网站是“榕树下”，进去一看，果然不同凡响，我当即被里面那些优美的文字的吸引了，立马注册了一个账号，然后迫不及待的把我的“大作”发表了上去。
寄往杂志社的稿件最终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极大的挫伤了我的锐气和信心。而网络上的发表却很快就有了回应，有很多读者都留言鼓励我，支持我，说“很有文采，非常感人”，甚至还有人直呼我为“作家”，非常虔诚的向我“学习”，这让我的信心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我想我能够在这条文学的大道上走下去。
其中有一个叫“白发魔女”的网友，她还专门留下了她的电子邮箱，说如果能收到我的回复，她将“万分的荣誉”。我此时正“寂寞难耐”，一看是个“魔女”，我当即便给她写了封信，没几天便有了回音，无非“很兴奋，很激动”云云，我也很兴奋、很激动，立马便给她回了信。
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便慢慢的熟识了起来，信写得越来越长，话题也越来越广，工作，生活，学习，感情，恋爱，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一样，天天都在盼着“魔女”的回信，每隔几天，我便控制不住要跑到网吧去，打开电脑的第一件事是便是登陆我的新浪信箱，若有收到她的消息，我便心花怒放，喜形于色；如是收件箱一片空白，我则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并为白白花掉四块钱的上网费而肉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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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我在上网的时候感受特别深。为了控制上网费用，我专门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次上网最多一个钟，时间一到坚决走人。然而一个小时的时间确实太短暂了，为了防止自己“说话不算数”，我有时候还会预先发个“毒誓”：“不走是个王八蛋！”
除了发表文章和收发“情书”，我有时还会上“中国人”网去我们班的“同学录”逛逛。这“同学录”是我们毕业那一年建的，当时我还是康佳公司的技术员，经常在“留言区”里上窜下跳，在这里随时都能看到我的身影。
后来到了深圳，为了工作整日狼奔豕突，便几乎再也没有进来过了，即使偶尔进来瞧瞧，我也没脸再发表什么“演说”了，只是悄悄的来，悄悄的走，不留下一丝云彩！
自从上次回家以后，我已断绝了班上所有同学的联系，“同学录”便成了我了解“班级动态”的唯一窗口。
杨强依然是“同学录”里面的活跃分子。每隔几天他便会出来露一次脸，说一些诸如“唉，这几天真妈的烦”“老子想泡女人了，大家帮兄弟介绍一个啊！”之类的费话，引得大家纷纷回复，气氛相当热烈。
杨强最近的留言是在前几天，看样子是在抒发感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的很有道理呢！杭州的美女真他妈的多啊！”
下面紧接着是林平的回复：“狗日的强娃子，一点都不厚道，天天就知道出去泡女人，害得老子孤零零的一个人呆在宿舍，难受惨了！”
杭州？他们怎么到杭州去了？我仔细的翻了翻“班级留言”的历史记录，这才知道杨强原来早在三个月前被调到创维浙江分公司的搞售后服务去了，就在上个月，林平也跟着调了过去。同班同学，同在异乡，两人自然“相依为命”，就如同当年的我和冬子一样。
想想也觉得好笑，我和冬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由康佳郑州公司的售后技术员摇身一变，成了深圳生产线上的一名普工；而杨强和林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由深圳生产线上的一名普工“华丽转身”，成了创维杭州公司的售后技术员。
我们走了截然相反的两条路。看着他们在“同学录”里嘻哈打笑、无忧无虑的留言，再瞅瞅自己愁肠百结，心力交瘁鸟样儿，我不由得暗自神伤：难道我们的这条路真的走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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