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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东莞万江。
姐租住的铁皮屋窄小而略现杂乱,但是却充满了家的温馨。
这是姐到广东打工两年多来我第一次来看她,其实应该说是来投靠她——公司放假八天,大过年一个人孤零零的呆在宿舍里的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姐做了满满的一桌饭菜,姐夫到楼下小卖部提了两瓶啤酒,三个人围着简易的小木桌边吃边聊,其乐融融,亲情,在这个时候才显得弥足珍贵。
在我们老家,初一早上有吃汤圆的习惯,寓意一家人团团圆圆。姐早上也做了汤圆,并特地为我留了一碗,看着碗里一个个白胖胖的汤圆,我心里仿佛有一根一直紧崩着的弦被猛地触动了,全身为之一震,心直往下沉。我没有说话,只是夹起一个汤圆大口大口的吃起来。
然而姐却并不“知趣”,她也夹起一个汤圆慢悠悠的说道:“这个其实要用红糖,放在锅里一起炸了最好吃了!”我“嗯嗯”的答了两声,自顾吃着,姐接着说道,“以前妈每年都要这样炸两盘,可惜,可惜现在再也吃不到了……”
我只觉得眼泪如决堤的潮水一般从心底直往眼眶里涌,凭我怎么也控制不住,我只得端起饭碗呼呼的扒着饭,把伤痛就着泪水一起扒进肚里。
姐可能也意识到“说错了话”,连忙停了下来,不再言语,也自顾吃起菜来。还是姐夫率先打破了沉闷的场面,他端起酒杯随口说道:“汤圆有啥子好吃的嘛?来来来,喝酒!”“嗯,喝酒!”我趁机端起杯子和姐夫碰了一下,然后喝了一小口。
姐夫放下杯子,夹起一块回锅肉塞到嘴里,边吃边问我:“你现在那公司究竟怎么样嘛?应该还不错噻?”
“嗯,这公司还是挺不错的,人虽然不多,全公司只有三百多人,但是挺正规的。前段时间公司搞‘五周年庆典’,居然请了香港凤凰卫视的一个主持人来主持呢!”我确实认为记忆科技是一家好公司,因此吹起来颇有些自豪,“待遇也不错,包吃包住,加班多的话,每个月可以拿两千多,并且这里的生活还很好呢,我们经理主管什么的都是在食堂吃饭的……”
“公司再好你还不是只是个普工。”姐突然打断我的“演讲”,不无担忧的说道,“现在电子厂对普工都有年龄限制,你都二十几了,再过两年人家都不要你了!”
姐对我这个“考出来的”却和她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一样做普工还是有些“耿耿于怀”,但她的话却又不无道理,这无疑于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是啊,公司再好还不是一个普工,还不是得整天看刘宏斌脸色,被他呼来唤去,大声呵斥,甚至赶出车间……
一想到刘宏斌,我刚才还有些洋洋得意的心情顿时化为满腔的仇恨,我端起酒杯猛地喝了一口酒,然后说道:“我肯定不会一直做下去啊!我现在正准备找工作,找到了马上就离开。这公司虽然不错,不过我们的上司太垃圾了,又凶又恶,有事无事拿一双狗眼睛瞪着你,受不了这个气,唉,我也是没钱,要是有钱的话,我绝对找人打死他!”
说这话时我有些进入了“状态”,咬牙切齿,目露凶光,姐看了可能觉得有些恐怖,她居然又开始劝起我来了:“打工的有句老话,‘转厂不如守厂’,像你这样老是换来换去的,肯定存不下来钱的!我说你这人的性格和爸爸就是差不多,自尊心极强,受气?打工那有不受气的?我们厂那些当官的还更厉害,那些女人,什么话都骂得出来,唉,有时候还不是只有忍了……”
姐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暗淡,一脸的仓桑,可以想像得出她这样一个二十六七才出门的没文凭没技术的“高龄”打工妹曾经遭受过多少的委屈,多少的心酸,只不过她没有说出来而已。
生活,就是这么让人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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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姐便又开始不厌其烦的问起了我的个人问题,这是我最不想听到却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自从和孙艳的“爱情”无疾而终以后,我一直没有告诉父亲和姐,默默的承受着被人抛弃的巨大痛苦,直到后来姐在电话中问“发展得怎么样了”,我才吱吱唔唔说“早就没联系了”。
姐听了很痛心,劝我再打电话问下孙艳究竟是怎么回事,“总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分了嘛”,我嘴上答应了,却并没有打——我实在有些放不下面子,再说我觉得打过去也基本没什么希望了,只会自取其辱而已。
现在姐又叫我打电话去问一下:“我给爸打电话了,他去问了孙艳的姨父,人家说没得啥子的!”
我无可奈何的说道:“唉呀,人家都不理你,还乞白奈的打过去做啥子?我不打!”
姐见说不动我,便说:“你不打,我来打,我问下她姨父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孙艳说不定正在他家呢!”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她们是什么原因突然对我如此冷淡,我有时候甚至略带自我安慰的认为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只要我和孙艳一勾通就肯定会“破镜重圆”的,但是强烈的自尊心迫使我不能“屈服”,现在姐要打去问问,我“消极抵抗”的说了两句“不要打”之后便由着她了。
电话接通了,果真是“姨父”接的,姐先自我介绍了一下便直入主题的问我们的事,然后便见姐的脸色暗淡了下来,“哦哦啊啊”的说了两句便挂了电话。
“他怎么说嘛?”尽管从姐的脸色上就已知道没什么希望了,但我还是有些迫不及待却又做出很无所谓的样子问道。
“他说没得啥子事!”姐淡淡的说道。显然,对方这样说只是给你一个台阶下而已,但人家冷淡的话语以及不愿继续深入交谈下去的姿态就表明了人家确实不想再和咱“有啥子事”了。
姐有些失落,又有些尴尬,絮絮叨叨的说着一些埋怨我的话,并且一连说了好几天,说得我是烦不胜烦,却又无法辩驳,简直痛苦极了。到最后,我终于忍无可忍了,嘟哝着说了句:“深圳男女比例一比七,你以为我找不到哟?”姐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哟,还一比七呢,你有本事就找一个来给我们看看嘛!”
我明知道她是用的激将法,却不敢接口,毕竟找老婆不是在大街上买东西啊,那能说有就有的呢。正当我嘿嘿的傻笑着无言以对的时候,我的手机很合适宜的响起来了,我拿起一看,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是阿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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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娟这个时候找我做什么呢?难道几天不见她就想我了?我有些激动的接通了电话,阿娟的声音依然是那么婉转动听,她问我在哪儿?怎么天天都见不到人?我说我在东莞呢,就快回来了。阿娟说快些回来吧!有人想你了哟!
挂了电话,姐立马关切的问我是谁啊,我装着很平静的样子说:“同事,她们问我在哪里。”姐夫在一边笑了:“我听到了,是个姑娘,说想他了,叫他快点回去呢?”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不置可否。
见有女孩相约,姐不再挽留我,让我提前一天回了深圳,并嘱咐我“有合适的就找一个”。我嘴上不住的说“晓得晓得”,心里却是苦笑不停,有合适的就找一个?说得轻巧啊,可真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儿又谈何容易,穷得像条狗,长得又很丑,一个大男人还做着女人干的插件工作,唯一值得称道的便是我的“幽默”,任何一句平淡的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就成了连珠妙语,引人发笑,特别是女人。虽然我常常以此自豪,可是谁又知道人家在开怀大笑的时候,是不是把我当成马戏团的猴子了呢?总之我觉得谁要是愿意嫁给我,那她一定是瞎了眼了。
当阿娟告诉我“有人想我了”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子就失望了——原来不是她自己想我啊!阿娟没有告诉是谁“想我了”,只是叫我早点回去,不过我心里已猜出了八九分,这人一定是阿月。
阿月和阿娟是好朋友,两人住同一宿舍,一起上班,一起下班,一起吃饭,一起逛街,有时候甚至睡觉都在一起,为此我和赵大明经常开玩笑说她们两个“有点问题”。
为了接近阿娟,有时候不得不装模作样的先和阿月套套近乎,夸她人不错,是一个温柔贤惠,端庄大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好女人,谁都能听出这是一句玩笑话,只要是个女人我都这么夸她,可没想阿月似乎当真了,当阿东他们开玩笑说“拍拖了要请吃饭”的时候,她居然红着脸说:“你们去问刘浪嘛!只要他承认了我就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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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阿东他们几个又向我起哄,陈小这鸟人更是说得直截了当:“你先忍着承认了吧,等我们吃了饭,你想拍就拍,关我们鸟事!”听了这话,我简直是哭笑不得,只有装傻说:“你们几个吊毛拿我开玩笑哟!”然后便脚底抹油溜走了,剩下阿东他们在背后大喊:“不要走!不要走!你到底同意了没有啊?”
打那以后,我便很少和阿月开玩笑了,并且也努力避免和她单独在一起聊天。阿月看到我也有些别扭,偶尔说一两句话还会脸红,似乎比以前沉默了许多。只是当我和阿娟“调情”的时候,她在旁边就会坐立不安,甚至一个人莫名其妙的拍桌子打巴掌大发雷霆仿佛抓狂的样子,吓得我和阿娟面面相觑,再也不敢言语!
当我从东莞回到深圳的时候,阿娟和阿月正百般无聊的躺在宿舍的床上看小说。阿娟见我果然回来了,也有些高兴,她当即把小说往床上一扔,似笑非笑的说:“你还知道回来啊?你知道这几天谁天天都在念你的名字,问你去哪儿了吗?”
阿娟一边说,一边看着对面床上的阿月发笑,阿月也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红着脸看着阿娟,没有说话。而我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对她的问题避而不答,转而问她们这几天都是怎么过的?阿月抢着说:“唉,我们天天都呆在宿舍啊,哪儿也没去,烦都烦死了,我现在看到小说头都要爆炸了!”
然后我们又聊起了大年三十的抽奖活动,那天晚上,我们交换机组的运气出奇的好,居然一连中了三个大奖,阿娟一台21寸彩电,阿俊一台小冰箱,陈小中了一部手机。按照我们交换机组的“惯例”,像这样的喜事是要“请客吃饭”的,由于当时正处于年关,我正赶着要去东莞,便建议把“账”记下,等年后上班了再来“分期分批”的吃。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拥护,阿东和赵大明兴奋的挥舞着双手,大声说道:“对,分期分批吃,吃三顿!哈哈,咱没中到奖,总要多吃一些回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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